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10月10日，时任军委第四局局长兼任野战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叶剑英率领第一纵队从瑞金出发，向西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同志也同第一纵队一起转移。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并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和叶剑英（资料图）
遵义会议以后，尽管中革军委和各红军部队都已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但由于遵义会议前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仍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叶剑英同志只能保护着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与敌人兜圈子。
1935年1月26日，中央机关行军到土城附近的一道山口时，突然遭到了事先埋伏的大约两个连敌人的袭击，叶剑英遇险不惊，一边命令警卫部队还击，一边指挥通讯队和卫生队掩护中央领导同志向山谷撤退，不料山谷还未走出头，北边山坡上又出现敌人约一个连的兵力。当时，山谷北坡距山谷不足一百米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都在敌人的射击范围内。随同中央首长先撤的只有卫生队的同志，叶剑英则正带领着通讯队的战士在掩护撤退。情况万分危急，卫生队的同志只能让中央首长暂时躲进山谷的水沟里。过了一会儿，敌人见还击火力有限，便高喊着“活捉朱毛”一窝蜂地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率队飞速从后面赶了上来，他亲自带领战士们冲上山谷南面的山坡，集中火力，向北坡的敌人还击。通讯队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但红军战士都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的本领，伴随着每一声枪响，总有敌人应声倒地。对峙一会后，敌人死伤累累，加之山口的警卫部队歼灭敌人后也投入了山谷的战斗，敌人见势不妙，便仓惶败逃了，中央机关终于转危为安。脱险以后，毛泽东仍不失幽默地说：“好险，要不是我们的叶司令及时赶到，大家都要吃花生米了！”
1935年2月28日，在攻占遵义老城的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根据需要，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前住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作战。3月10日，中革军委在苟坝附近山坡上一户农家小屋里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研究成立军事指挥小组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军委委员和一、三军团司令员、政委和纵队负责人等，叶剑英和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一次会议。然而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会议讨论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后，正要讨论下一步红军进军方向时会场突然遭到了敌机的袭击。叶剑英靠门而坐，刚听到敌机的呼啸便急呼：“敌机来袭，主席快跟我来！”不待主席回答他已拉着毛泽东的手，急忙跑出屋子隐蔽到了山脚下的一片齐人深的草丛里。敌机对会场进行了猛烈的袭炸，但毛泽东同志和与会全体人员却都因隐蔽及时而安然无恙，敌机空袭过后，他们又回到幸存的小屋里继续开会。对叶剑英同志这种处险不惊镇定自若的胆识，毛泽东非常赞赏。
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然而当两军广大指战员还沉浸在会师的喜悦中时，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就红军前进的方向和战略方针的问题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两支部队会师以后，总兵力约有10万人，其中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多于中央红军。这时张国焘的军阀习性便表现出来了，他认为自己领导的部队多于中央红军，会师后的红军便应由他任“军委主席”，并享有“独断决行”的大权。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中共中央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又于7月18日将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了张国焘。此后，红军又于7月21日在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与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一起工作。
8月初，红军总部决定将第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和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到班佑后继续北进，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到达班佑后，党中央、毛主席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右路军改向甘南前进，随后叫叶剑英率部发起包座战斗，给企图围堵红军的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
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他将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他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利用种种借口欺骗中央，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指示，在阿坝按兵不动，甚至强令已经东进到墨洼附近的右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张国焘企图篡权的野心暴露无遗，他丧心病狂，开始阴谋用武力分裂中央。
9月9日，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命令右路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以武力危害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密电到达前敌总指挥部时，由于陈昌浩正在召开干部会议，译电员便将电报交给叶剑英请他在陈昌浩会议结束后转达。叶剑英看过电报后，立即明白了电报后面隐藏的罪恶。面对严峻的形势，他焦急万分，但仍沉着冷静地思量着应付的对策。此时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于是他趁陈昌浩不注意之机，若无其事地悄悄溜出会场，飞跑到毛泽东的住址，将密电呈给了毛泽东，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北上脱险。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后又以“筹备南下粮食”为名，将中央直属队带离右路军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当时如果没有叶剑英通风报信，暗呈密电，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叶剑英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对此，1967年夏天毛泽东与杨成武谈及此事时还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长征中，叶剑英三次为中央机关解围，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脱险的故事，一时在红军中传为佳话。 （转自团结报党派e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