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1883-1960)，人称“山西王”，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1911年10月领导辛亥太原起义并获得成功，被推选为山西都督，后历任山西省省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主席等职，执掌山西达38载。1949年太原解放后，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12月随国民党退守台弯。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家小报登了一幅漫画，画面是这样的：蒋介石一手握枪，一手托着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拿着算盘。每当有人说起这幅漫画，阎锡山都会得意地笑起来，因为他也认为自己就像这幅漫画寓意的那样，精于计算，擅长经济。的确，以治国的理念业治理山西，这是其他军阀想做又做不了，或者压根就没想到要做的，但阎锡山却做到了。
阎的爱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阎锡山一家
阎锡山为了治理山西，可谓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也烙有鲜明的阎氏印记。三十年代，他用不到十年时间，在山西建起了初具规模的经济、交通、国防和金融体系，以农业发展为例。从1917年开始，阎锡山重拳出击，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三事”：种棉、造要、牲畜)来发展农业。
在推行“六政三事”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阎锡山的政策非常灵活。例如，为解决水利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他允许先贷款后偿还；在发展蚕桑业时，他不仅设置专门机构，还向农民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其二，阎锡山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特别注意把政治教育糅合其中，向农民不断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农民在实现经济自足的同时，阎锡山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阎锡山因此成为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的人。
阎锡山在农村的改革为山西农民带来不少利益，社会秩序也很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一次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犯人，阎锡山立即给各县打了个电报，结果不到三天，就在孟县查获。治安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也曾在山西国民师范发表了一篇夸奖山西农村建设成绩的演讲：“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
事实上，阎锡山不仅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在危机处理上也很有一套。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山西一个北部贫瘠地区曾爆发一场肺疫，其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阎锡山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反应迅速。他立即命令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同时聘请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传教士帮助诊治。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效地控制了疫情。阎锡山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医疗设施差的条件下进行的。
除了花大力气治理农村，阎锡山对山西工业特别是军火业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气派，在全国军队中绝无仅有。
在航空业的发展上，阎锡山同样具有长远目光和雄心壮志。早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着手为发展航空业创造条件，准备自己制造飞机。为此，他不仅多次派人去法国学习航空技术，还从德国高薪聘请工程师、机械师，带领技术工人组装飞机。1925年，阎锡山从法国引进飞机制造术，组装出了自己的飞机。到1930年底的时候，他先后斥巨资购买或组装了二十多架飞机，成立了“晋绥军航空大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
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山西的实力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因此，山西在当时被称为“模范省”，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就连吴佩孚也于1922年致电阎锡山，表示了他的钦佩之情。因为治理有功，阎锡山曾两次被蒋介石封为“模范省长”。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蒋介石甚至这样说：“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落了个一切都没办法，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阎锡山从大连回到山西后，山西经济因为战争的破坏已经濒临崩溃。阎锡山埋头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方案》。当时，连中央政府都做不到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更别提其它的省市了。阎锡山又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山西经济在省政十年计划方案的保驾护航下，渐渐步上正轨，再现了山西当年的繁荣。大批外省人和外国人涌入山西，观摩学习。据一位美国的新闻记者说，山西省的工人每天可以拿到六角至一元二角钱，与其他省市工人相比，这简直就是高工资，而另一位访问过山西的外国人说，山西工业发展的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1935年，一位上海的工程师在对阎锡山的经济政策做调查后，建议蒋介石以山西为榜样发展经济。这位工程师的看法引起了当时北京和天津两家报纸的共鸣。这两家报纸指责南京政府整天讲空话，而“山西却在一声不响，脚踏实地地做了好多好事”。也许是受此刺激，蒋介石也在1935年发起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君不见，曾经的山西，是“海内最富”。可叹的是，现在的山西，一趟趟列车开进，一趟趟煤车开出，山西已经沦为京津的锅炉房。满清灭亡以来，山西人最认可的“省长”不是别人，正是阎锡山。
阎锡山
被遗忘的抗战功臣：山西阎锡山晋绥军事集团
晋绥军事集团，阎锡山是当然的领袖。他对这支部队的编制，很有个性和创造性。单独设立迫击炮团，手榴弹旅外加九个手榴弹营，仅此两项创，便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先河。这种编制在抵抗北洋军阀和日本鬼子的入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时期的绥远抗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坚守晋西等抗日行为都为当时国人所称道，并涌现出傅作义、徐永昌、商震等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名将。阎锡山在这些抗日行为中使自己苦心经营多年才积累起来的军队本钱几乎损失殆尽，晋绥军的主要军事将领有商震、徐永昌、李服鹰、张荫悟、周玳、楚溪春、杨澄源、杨爱源、王靖国、傅作义、孙楚、李生达、陈长捷、郭宗汾等。这些人物大都出身保定系，这些人物也大都是阎锡山的“十三太保”，如李服鹰、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等。
这些将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傅作义。这位被阎锡山由太原陆军小学保荐到北京清河陆军学校的15岁的青少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即回山西，由少尉排长连升至少校团副的他。在讨冯玉祥国民军的战斗中，由于守天镇指挥有方，一年之内，傅作义由上校团长升到中将师长。这在晋军、晋绥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晋绥军的战斗力就是以傅作义的三十五师及其后来发展为三十五军为典型代表。后来，另起炉灶的傅作义，更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出尽风头。抗战时期的1940年，他指挥的五原会战，击毙日本水川中将、步兵联队长桥大佐、特务机关长原中佐和五原矿日本籍军事技术人员500人，击毙日军1100人，生俘日军大小指挥官50人；毙俘伪蒙军3000人。傅作义本人也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个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而他手下的几乎清一色的晋绥籍将领，诸如鲁英麟、董其武、郭景云、杨维垣、孙兰峰、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卫景林等抗战名将，也得到提拔重用。
晋绥军史上，杨澄源之三十四军的战斗力也非常出色。守原平的那个姜玉贞旅即196旅，即属于该军编制。其它诸如商震、徐永昌、周玳、楚溪春、王靖国、陈长捷等，在抗战时期，为民族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近现代历史上，也算是了不起的人物。抗战时期，寺内寿一大将、坂垣师团、东条英支部，都曾遇到这些晋绥军将领率部进行的顽强抵抗，吃了晋绥军的不少苦头。一支地方部队能有这样的表现和成就，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只有桂系可以与之一比；一支地方部队能出这么多的人才，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没有一支地方部队可以与之相比，包括桂系。
阎锡山
山西义务教育奇迹
阎锡山有一整套治理山西的理念，如“村本政治”、“公道主义”、“按劳分配”……今人对这些理念已经相当隔膜，自然也很少有人能够了解阎氏其实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火绵延的年代，阎氏能够将“受教育”与“当兵”、“纳税”并列，称之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放在《告谕人民八条》的首条，要求山西民众全体遵守，实属不易。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阎锡山
阎锡山说：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
阎锡山治理山西期间，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和政策。“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物，故而阎氏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阎氏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督军，对本省民众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的状况深有体会，故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的感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阎锡山
“人民程度”虽“难骤臻完善”，但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
阎氏语境中的义务教育，所确立的最低目标，是使大多数因贫困而无力继续深造的子弟，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等农村实用本领，同时能够看得懂报纸、告示和刑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的政策和律令。这种程度，自然谈不上对现实政治能有多少助益；阎氏自己也很清楚：“义务教育非常紧要，盖欲增高国际之地位，增进人民之程度，非此不行。然此种教育，即使各省一齐办起，亦非二十年不能奏功。”
但阎氏关注的是未来。在另一本普及到每家每户的小册子《家庭须知》里，阎氏说：“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义务教育虽不足以让民众立即知晓何谓“民主立宪”，但若没有义务教育，则在未来，民众也无从知晓何谓“民主立宪”，更谈不上知晓如何操作实践了。1918年，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某些人质疑义务教育的现实作用有限，阎氏驳得更明确：
“余意以为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盖人民（的民智程度）乃系与日俱长的，并不能悬日以待也。今日而施行义务教育，即异日可增加多少受教育之国民。……人民程度，因难骤臻完善，然亦可使地方人民多若干识字者，较之置焉不办，使此若干人民竟一字不识者，不犹愈乎？。”
虽然阎氏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仍尽力在现行政治体系下为民众创造了参与实际政治运作的机会，希望以之操练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1921年，阎氏下基层视察后作诗《十年春出巡对民吟》，其中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治三年便可得。”这四句诗所讲的，正是阎氏日后在山西普遍推行的“村政自治”——在阎氏看来，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为此，阎氏在山西实行“村本政治”，推行设立村民议会。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让村民参与村政，来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而推行义务教育，则是村民有能力参与村政的前提。
阎锡山
提倡“家性教育”，认为学生义务教育期间的功课要“于他们家庭有帮助”，才能招来学生
和其他省份执政者在义务教育内容问题上照搬中央文件不同，阎锡山对义务教育应该教什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阎氏提倡一种“家性教育”，认为“普及教育是一件布帛数粟的事，应当合乎人之家性，按家性教育的办法办理。”
什么是“家性教育”呢？就是根据学生家中不同的务农情况而确定对村民的教育内容。阎氏认为：只有家性教育才能吸引来更多的学生，父母也才会非常愿意让子弟上学。阎氏说：“个性教育，是教育人的法子，家性教育，是办教育的法子。非个性教育，教不好人，亦非家性教育，招不来学生。二者相辅并行，教育斯易普及。”还说：“现在教育家提倡个性的教授，我以为应当提倡家性的教授。譬如农家之子，就把搂田作为他的一门功课。评定他们的分数多寡，就以搂田和打场的勤惰为标准，总要使上过学的男子，比没上过学的男子爱锄田。上过学的媳妇，比没上过学的媳妇爱打场才是。假如当教员的，不观察男女家性如何，随便教学生们念几句书，学些习气，那还谁肯让子弟上学？谁敢让子弟上学呢？那就大违背我的普及教育宗旨了。……当教员的总要明白各个学生的家性，在学校内所学的功课，都是于他们家庭有帮助的。所以学生学的功课越多，帮助他的父兄作事越多，这才是普及教育的真道理。”“无论教育什么人家的子女，都应该有益于人家的家庭生活，得人家家庭的欢心。总期使上过学的子女比没上过学的子女，帮助家庭的力量还大。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他是个人才，家里也支持他读书。”
陶行知
陶行知1925年说：全国“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义务教育”概念引入中国的时间很早，早在1904年就进入了国家文件；1912年民国成立，也规定“小学校四年，为义务教育”；1913年教育部还专门制定了《强迫教育办法》……但在阎锡山1918年出台《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之前，这些都只是徒有其名的空头文件。
与其他省份乐衷于“文件兴教”不同，阎锡山将厉行义务教育当作自己就任山西省长后的头等大事来亲自抓。上任伊始，阎氏即专门召集山西各级官吏，传达自己在山西实施强迫教育的旨意和决心，重点强调：“强迫教育，既认为根本之要政，早办一年，即早收一年之效果。”稍后出台的《实行义务教育程序》，不但有详细的阶段时间表，而且分工和责任都明确到了具体的部门和个人。
在阎氏治下，办义务教育成了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阎氏如此告诫各级官吏：“人民要想有谋生的本领，非有普通的道德、知识、技能不可；要想有普通的道德、知识、技能，非入学校不可。所以有子弟的送他入学，是为父母的义务；为区长、村长、闾长的，多设几座学校，就是区长、村长、闾长的义务；为人民的，共摊学款，就是对人群的义务。世上万事都可省钱，止有出钱教子弟求学，是与自己后人积钱的法子。故此钱万万不可吝惜，纵然自家现时没有学生，也断不可出异言，要知学校是永远的，无论谁家将来必有子弟入学。况且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你们须以此理告人民知之。”
除动员官员外，筹款、培养师资、选定课本、调查学童数目等工作，阎氏无一不亲自抓。阎氏还亲自下乡劝导民众送子弟上学，给家长做工作：“人人同晓的，一个人家的盼望全在子弟；应当知道，一个国家的盼望全在学生。欲使国家的人好，没有不留心于现在的学生的，观察明白现在学生的进步，就可以明白20年后国家的情形。”并要求各级官员利用各种机会，在山西全省造就一种“上学的儿童可爱，失学的儿童可惜”的舆论风气。
阎氏如此致力，同时辅之以一定的强制处罚措施——“凡学龄儿童暨18岁以下之失学儿童，无故之不入学者，经各区长、各街村副查明呈请县知事核准，处其家长以l~5元罚金，此项罚金自学龄儿童10岁起每岁迟追加1元；凡有意破坏或阻挠学务暨抗不交纳本地方应行公派担负相当数目之学款者，应呈由知事处以相当之罚金，使其数至多以30元为限。”（
《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1918年）——山西的义务教育在当时成了一个奇迹。1925年，陶行知在实地考察之后，如此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阎锡山
山西官方1928年称“入学儿童，男儿只十之八，女儿只十之四”
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尽管政府竭力倡导四年义务教育，但一些民众或对义务教育缺乏认知，或是困于家境窘迫，屡有让儿童失学的现象，以至于政府最后不得不借助警察力量。如1930年猗氏县曾向省府建议增设学警，以实行强迫教育。理由是：“查小学教育，即义务教育，亦即强迫教育。但欲实行强迫必须藉普察之力，方能收效。尝见办学人员每次下乡查学，偶有不能了之事，由县派一替察，则立刻可解决。此种情由，并非办学人员不能热心劝导，实由一般人之心理，对于县内警察尚存畏忌，而于办学人员则不免忽视。”而在此前，山西省政府已于1929年1月下令太原市公安局派遣警察，去配合教育部门完成强迫义务教育任务。从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察力量这一点上，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日民众对义务教育这一新事物的基本认知；另一方面可见阎氏治下的山西政府确实将普及义务教育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来抓，“文件兴教”、“口号兴教”者自不必如此劳师动众自找麻烦。
1928年12月，山西省教育厅在太原召开小学教育会议，总结10年义务教育的成果、经验与教训。会上，教育厅长陈受中讲道：“自民八而后，即努力于义务教育之普及，十年以来成绩颇有足称；然入学儿童，男儿只十之八，女儿只十之四，普及之功犹未竟也，……无论经费若何竭蹶，进行若何困难，必以全力奔赴之，以竟前功，而奠国基。全省民众亦宜觉悟其必要，予以扶助，使得尽量发展焉。”会议发表的《山西小学教育会议宣言》说道：“要挽救民族危亡，除了普及小学教育，再没有好路可走。”
山西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政府自辟筹款渠道
当代中国有“免费义务教育”一说。但无论如何“免费”，学生虽不直接出钱，但县里出钱也好，省里出钱也罢，最终来源仍是民众缴纳的赋税。正如阎锡山当年谈山西义务教育的经费筹措一般：“无论归省办或归县办，其所增加之负担无非取之于民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山西当年的义务教育，其实也完全是一种“免费义务教育”。其经费的筹措，并不依靠向学生收学费，而是由政府自辟筹款渠道。阎氏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各级部门和官吏负责的具体范围是：省立小学由省款支给；县立小学校由县款支给；区立小学除酌由县款略事补助外，其余则由区内各村或依地亩分摊，或依其他标准分配;村立小学则完全由村内地亩分摊或寺庙收入款支付。具体的筹款渠道则包括：1、按地摊款，即按照土地亩数，按不同土地质量标准征收义务教育费用；2、田房交易税，一部分被划作学款之用；3、各乡村社地庙产公产，均可充作乡村教育基金；4、各村小学筹划校产及基金运营获利；5、其他方式，如捐资、征收学谷、荒地公共林木费、炭捐斗捐牲畜捐、商店捐房捐住户捐等。总体而言，前三项是最主要的筹款渠道。当然，因部分地区情况特殊，收学费的现象偶尔存在，但学费被文件限制得很低：“初级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数，每学期最多不得过1元。”（《小学暂行条例》,1928年）
虽然不收学费，但经费仍然取之于民，无疑增加了民众负担。对此，山西政府非常清楚，1939年山西省教育厅编写的总结性质的《十年来之山西义务教育》一书中如此写道：“1929年山西省教育厅编写的《十年来之山西义务教育》中所说：“就每生岁费言，因本省生活程度稍低，故较他省为少；若就人民负担言，则已较他省为重。地荒脊而民稀少，实势有不得不然者。将来为改善教师待遇，充实教育内容，增加校数级数计，仍当设法继续增筹，以期义务教育之定成。”但山西筹措义务教育经费的模式之先进，在当时也为教育界所公认，陶行知曾评价说：
“到现在为止，山西省资助小学经费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城镇按店铺和房屋的所在地区的等级课税，用于资助城镇小学；在农村，则按照土地质量课税，资助乡村小学。”
经费使用受到严格监管，尽最大可能将钱花在基建和设备投资上
民国时期的山西，经济并不发达，其义务教育要保证70-80%的入学率，经费筹措自然至为不易。如何管理这些经费，也就更为关键。阎锡山的办法，是将经费的使用权和监管责任具体到部门和个人；并在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
防止浪费和贪污之外，阎氏更为关心经费花在哪些方面。山西义务教育基础建设很差，为此，阎氏要求：在保证教职员薪水的前提下，经费必须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改善办学条件和购里教学设备上，不能将除教职员薪水以外的经费，全部用作办公费或杂费。因为有这样一种经费使用的倾向，20年代山西小学总资产的增幅，远远超过了义务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1925年8月，一批教育界人士在参观了山西国民师范附小的校舍后一致认为：“该校校舍均系特建，一切设备大都类似北师大附小布置。全校有18个教室，小学低年级教室均采用美国最新式样建筑，3面黑板一面采光，使学生在教室中多活动地步，并省目力也。全校有男女教员32人，职员2人，一切设备均极完备。”偏远之省的山西国民师范附小，在教学设施上能够媲美京城一流的北师大附小，正是得力于阎氏指导下的义务教育经费使用的偏向。
为了尽可能地节省经费用来修缮校舍和购置设备，阎氏治下的许多县制定的日常经费使用规则，“抠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原平县教育局制定的初级小学的日常经费开支标准：
“公什费：(1)灯油：每校教员在2人以上者，每两名教员合用1灯；只有1名教员者，亦用1灯，每灯10~3月份每月l斤2两，4月~9月每月1斤。(2)火柴：每室1盒。(3)笔墨：每教员每两月毛笔1支，每三月铅笔1支，每支毛笔随发墨5钱，每一教室每学期粉笔1盒。(4)纸张：每校学生在30人以下者，每学期麻纸50张；30人以上者，每增学生1名增发麻纸1张，每房或窑每学期发糊窗纸20张。(5)笤帚：每窑每学期2把；揩桌布：每室每学期土布1尺。煤炭费：每校只占一个房者，每月发炭300斤(做饭、烤火、烧水都在内);两房以上者，在烤火期间除一房外，每房每月加发10斤(教室在内，大教室加倍)。书报费：3个教员以上的学校可单独订1份报纸；不满3个教员的学校与行政村在一起者，可与村公所合看1份。其他参考书籍，3个教员以上者，每学期以6大升小米之价格计，3个教员以下者，以4大升小米计。”
当然，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山西小学教员的待遇不高。当时山西民间流传谚语：“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儿王”，所谓“孩儿王”，就是小学教员。阎氏也注意到了民间的这种舆论倾向，以及教员的流失问题，也曾多次下发文件为小学教员加薪，但受大环境限制，幅度有限。故阎氏又致力于倡导山西民众要尊重小学教员，希望以社会的尊重来弥补他们经济上的不足。阎氏在《人民须知》中对山西民众说：
“小学教员是替人民教训子女，使国家、社会进步的，责任很重，事业很苦。大家对他更应该特别尊重。再说教员一职，只有资格浅深的不同，没有阶级高下的分别，就地位而言，小学教员和大学教员一样，同是为人师长的。至于他启发无知的儿童，培养成专门人才的根底，在教育界上的功效尤大。所以我盼望你们大家对于小学教员，务要实心尊崇，加意优待，使社会上养成尊敬师长的习惯。”
阎锡山
阎氏治下，山西各县行政开支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最大
上行下效，在阎锡山治下，山西大部分县政府将办教育当作了全县第一要务。
另一重要现象，则是山西政府用于乡村小学的经费，远远多于用于城镇学校的经费。如1920、1921、1922、1924年村立学校经费，各占了全省义务教育总经费的83.6%、87.7%、89.1%、87.9%。到30年代，相似比例仍然得以继续保持（虽然单个乡村学生所占有的经费远比不上城镇学生，但这显然与乡村义务教育普及程度之高有关）。阎氏关注乡村建设的立场与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陶氏总结道：“自清朝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打算实行义务教育，但只有到了1920年才由教育部制定出明确的在特定时间内各地实行义务教育的步骤……由于近年来政治动乱，上述计划几乎没能执行，唯独山西一省取得了异常引人注目的成绩……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1924年，《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陶行知如此评价阎锡山的山西义务教育，可谓中肯之语。
那样一个内忧外患，曾被蒋南翔呼作“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阎锡山却在山西为学龄儿童们造了几十万张课桌，使山西学龄儿童受义务教育比例长期保持在70%的高度，今人回顾历史，能无愧乎？ （转自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