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

一、毛泽东唯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详谈自己的经历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7月来华后，斯诺就一直对中国实际生活进行深入采访。1935年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引起了斯诺的关注，并决定到苏区一探究竟。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引荐和精心安排下，斯诺绕过重重封锁来到了陕甘宁边区。

斯诺的到来有助于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舆论封锁，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欢迎和重视。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诺的心。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两人的话题深入而广泛，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等。因为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谈话常常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

多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只谈中国的革命等问题，对斯诺所提的个人经历问题一直避而不谈。斯诺不肯放弃，在冥思苦想后决定用一下激将法。他对毛泽东说：“因为国民党四散流言，外界对您的传言很多，有的人说您有三个老婆，那您能不能谈谈自己的真实经历好让外界了解您呢?”斯诺的话让毛泽东很意外，为了纠正此类传言，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答应了斯诺的请求。毛泽东的配合让斯诺兴奋异常。接下来一连几个夜晚，毛泽东向斯诺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斯诺奋笔疾书，一直到困得倒头便睡为止。这几个夜晚同斯诺的谈话，是毛泽东唯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详谈自己的经历。后来，斯诺据此撰写完成了《毛泽东自传》一书。

二、毛泽东唯一一次为人题写墓碑

在四师，毛泽东结识了一批同学和老师。老师以袁吉六为代表，还有后来关系密切的黎锦熙。

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戴瓜皮帽、一脸络腮胡的袁吉六。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博学多才、冷脸热心，却“脾气很大，性格固执”，还讲究师道尊严。他给喜作“康梁体”的毛泽东作文打了低分，因而师生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这个“袁大胡子”颇有来历：他和湖南名流胡元倓、谭延闿、陈润霖在1897年同时中举，有同年之好。袁吉六中举后不复“上进”，四处游历，几次在旅途中弄得弹尽粮绝。1913年初，陈润霖不忍见这位年已45岁的同年四处漂泊，一纸聘书把他“拴”在长沙，做了四师的国文教员。

毛泽东在“袁门”学国文，师生之间真的发生过一场“战争”，但不是《恰》剧演的那样。那次，袁发现毛泽东在作文上写了“X年X月X日第一次作文”的字样，很不高兴地“下令”：“我没要你这样写，重抄!”师生互不相让，最后还是校长摆平此事。其实，袁吉六很看重毛泽东，特别赞赏他入学考试的作文，说毛“堪称奇才”，后来更是评价他：将来从文是一代文坛泰斗，从政是一代安邦兴国的社稷英才。在一师时，校长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袁吉六一气之下，疾书辞呈，中有如此句子：“毛泽东等皆杰出人才，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如若开除，天理不容。”

但袁确实不喜欢，甚至可以说不允许毛泽东在作文上效法康梁。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袁对毛施教，可谓呕心沥血，甚至常开“小灶”。

后来，四师并入一师，袁吉六也去了一师，仍然做毛泽东的国文教员。如此，毛泽东在他门下就学5年半。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为这位去世多年的老师题写了墓碑。据现在掌握的史料，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为人题写墓碑，也是自古至今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他人、为老师“破例”题写墓碑。

三、毛泽东唯一一张拿枪照片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但他老人家一生极少摸枪。

1964年，人民解放军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比武，全军共有3318个单位参加比武，从共和国元帅到普通一兵，都在火热的比武场留下了身影。6月15日，毛泽东亲临比武场观看汇报表演，某部“红四连”连长宋世哲出手不凡，取得步枪速射40发子弹、40秒打掉40个钢靶的优异成绩。毛泽东高兴地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举枪瞄准的经典一瞬(如图)。毛泽东一生指挥过千军万马，这却是他唯一一张拿枪的照片。

四、毛泽东唯一为革命纪念馆题写的馆名

遵义会议会址,坐落在青石路的子尹路上。匾额上金光闪闪的《遵义会议会址》几个大字是毛泽东唯一为革命纪念馆题写的馆名。为时3天的会议让遵义有了转折之城的美誉,也吸引了各地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进行红色之旅。而这三天也让费侃如用了大半生的心血去不断探索研究。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三天的会议有哪些人参加、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危难关头的革命发生了转折,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所以一直以来我研究的重点也放在了上面。”

五、毛泽东唯一签名的书

1951年11月1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前夕，27岁的“毛泽东号”机车第三任司机长、全国劳动模范、列席代表郭树德，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当天晚宴前，郭树德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于是被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引到了一号桌。郭树德坐下后，蓦然看到桌子上摆着“毛泽东”的席卡。他不敢相信自己竟与毛泽东同桌!不久，毛泽东在掌声中走进宴会厅。在随即的宴会中，坐在毛泽东对面的郭树德眼神几乎没有离开过毛主席。

郭树德口袋里装着一册新发的《毛泽东选集》，他想请毛泽东签个名，可不知如何开口，只是怔怔地看着毛主席。坐在对面的毛泽东可能是认出了郭树德，他主动朝这位火车司机的方向走来。郭树德赶紧站起身来，拿出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双手捧着说：“主席，我想请您签个字。”毛泽东微笑着从秘书手中拿过钢笔，欣然在扉页签上了“毛泽东”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郭树德手捧这本有着毛泽东签名的书，激动万分。

这是唯一一本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被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文物永久收藏。

白求恩

六、白求恩与毛泽东惟一一次的延安会面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是一位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36年白求恩曾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帮助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抗击法西斯主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个三人医疗队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曾经的翻译亨宁·索伦森在回忆白求恩时说：“当我探寻白求恩的一生时，我似乎要为他在中国那段生活和工作的最后时光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因为随后白求恩把一切的热情、努力以及生命都留在了中国这片土地上。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领着由他和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三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购买了充足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启程来中国，他们途径香港，到达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在这里，白求恩既目睹了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又通过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见到了一支新生向上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他坚决回绝了国民党政界、军界、卫生界的挽留，决定到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他相信，在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医生更能发挥作用，他决定赶到战争前线给他们以最直接的帮助，这是导致他与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帕森斯决定回国而不是长途跋涉去华北。

1938年2月，白求恩随医疗队离开汉口前往西安。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进攻，他们不得不从临汾、潼关等地绕道而行，穿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荒芜的土地、被烧焦的村庄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难民给白求恩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诅咒这场战争，更对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充满了愤慨之情。他在自己的《从汉口到西安》一书中提到：“我们在谈到日本兵惨无人道恶行(他们洗劫了南京，残忍杀害了8000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历史将记载日本军队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前往延安的行程是非常危险而忙碌的，医疗队曾一度与延安、纽约、汉口都失去了联系，一些西方新闻记者纷纷报道白求恩已在中国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这一点可以在他的书中得到证实：“我们发现，到这里(指西安)之前没人知道我们的下落，不知道我们是活着还是死了，或是被俘了。我们等着4天后，启程去延安”。

白求恩和尤恩在3月底到达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延安。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仍被邀请到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尤恩任翻译。会见是十分愉快的。他们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前线在医疗方面的需要。白求恩阐述了他的计划，在延安成立一个模范医院。建议利用他带来的一批医疗器械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就近医护照顾重伤员，并郑重保证这是救助伤员最有效的方式。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伤员立即手术将有75%的复原率很感兴趣，表示会大力支持他的工作。会谈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决定由白求恩组织中国第一个战地医疗队，并由他带队去战争的前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是白求恩与毛泽东的惟一一次见面会谈，但毛泽东的魄力与伟人形象却给白求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白求恩在延安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但延安给他印象是深刻的：“在这里，无论地位高低，人人都是平等相待，人们都有一种勤奋向上的精神，相处非常友好。”⑤。此外，他以自己的勤勉、辛苦以及精湛的医疗技术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延安军民的信赖，给延安军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七、毛泽东惟一一次要求下面同志为他做点事

毛泽东一生没有搞过什么特殊，也没有要求过下面的同志做什么。解放初期，当他听说湖南正准备为他修一条回故乡的公路和在韶山为他盖一所房子时，他立即写信告诫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和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听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准备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会愈来愈浓的缘故，毛泽东惟一一次要求下面同志为他做点事，就是在回韶山时，曾经要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为他在滴水洞附近盖一个“茅棚”，以让他退休以后回来住。

周小舟原名周怀求，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的正宗老乡。1912年生，比毛泽东小19岁。1927年，正当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扼杀的危难历史关头，年仅15岁的周怀求，毫不动摇地为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秋，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并开始在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1936年秋，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周小舟从北平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发现他是个人才，便将他留下。从此以后，周小舟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任秘书期间，毛泽东总是叫他"小周"。一次，毛泽东说：“你干脆改名叫小舟，一叶小舟，多好听。”从此，周怀求的名字便成了周小舟。    （转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