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央将“稳中求进”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没有稳定作为基础，没有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问题是如何做到稳中求进，进而言之，是如何正确看待稳与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又如何通过改革来打通二者并贯穿始终。
首先是如何正确理解与看待稳的定义。表面看起来，稳的对立面是急躁冒进，因此人们一开始还比较担心地方官员会否因为过于求稳而懒政怠政，但是从媒体报道中看到的各地加总约为45万亿元左右的投资总额时，上述担心似乎并不成立。
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围绕国企改革的发言中有关“不做事的人最快活”的说法，则似乎道出了一些人士对于稳的实质理解，那就是以改革的搁置和延后来换取所谓的稳。
相对于四平八稳的守成，改革自然会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改变既有的社会经济运行管理机制，在利益格局重组和运行管理机制破旧迎新的过程中，自然会引发一些风险。但正是通过在此过程中风险有序释放出来，改革本身也会更好地促进稳定，此外改革还会通过释放新的市场活力和体制红利来帮助人们更好地求“进”。
如果把稳片面地理解为改革为发展让路，甚至为求稳而推迟改革，则不仅会错失改革时机，还会进一步累积风险。改革开放数十年的经验与教训表明，不通过改革，无法攻坚克难，风险的累积叠加往往更多是因为见了困难绕着走，到最后问题无法回避时再被迫仓促推出改革，风险显然更大，而改革的红利边际则会递减。
就目前而言，求稳定本身反而更需要推进改革，比如当前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就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即使具体的部会架构安排一时难以定局，但统一监管标准和加强监管协调无疑已成为共识，并将为下一步的监管改革奠定基础。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会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正的外部性，但顺畅的监管传导机制和内生约束同样重要，而这就会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之外，又提出各种配套改革的要求，比如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有序竞争，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国有金融机构独大的金融市场对监管和竞争的相对“无感”。
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竞争，要求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改革，进而又会对能够提供锚利率的债券市场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而这又涉及到作为债券市场重要主体的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评估和合理定价，由此地方政府预算管理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旨在厘清央地财权事权关系的财政体制改革都会被“牵扯”进来。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的“三去一降一补”的顺利完成更离不开相关配套改革的推进。事实上，有些改革如果早一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难度会小很多，甚至有些问题可能就不会大规模存在。比如社保改革如及早到位，早一些打造风险化解体系，令失业或就业不充分人群有着基本生活保障，则去产能等工作也就能更早一些推行，不必因忌惮社会维稳因素而加以延宕。如果上文所说的地方政府预算管理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能及时得到深化，地方投资主体和金融机构面临各种硬约束，则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大及债务高企的情形也就不会如此严重。
如果收入分配改革能及时得以推进，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民生问题的短板不至于长期存在，则民众的消费可以对中国经济发挥更大的拉动作用。表面上人人深恶痛绝的电子商务平台上假货横行，一方面固然是无良商贩作祟和监管手段滞后等问题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凸显百姓囊中羞涩而不以假货为意的尴尬现实。
在今年“两会”结束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和人们的创新创业热情。客观而言，简政放权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的同时难以尽如人意，就是因为不少政府官员没有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到推进各项改革上，而是以稳增长为名继续赤膊上阵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继续对市场上下其手。如何让政府官员真正收回闲不住的手，把主要的精力和热情放到推动各项改革事业中去，以改革促稳，以改革求进，是决定中国能否成功应对和驾驭国内外复杂局势的关键。 （转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