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该怎样读书
——在山西省图书馆“文源讲坛”的演讲
提要：这是我今天上午在山西省图书馆的演讲。主旨是，在山西要形成江南那样普遍而深厚的文化基础是不可能的，但是，山西有发展家族文化的优势。文化这个东西，是要装的，装着装着就成了真的了。
（今天的演讲中，讲到山西的家族文化，重点介绍了苏华先生的《灵石两渡何家》一书，无书影，且以给苏先生的一信的信封代之，信的内容以后再披露。此信封也可以作为我装文化人之一例。）
从新疆之行说起
省图的公益讲座，什么时候叫我，我都来，这是大面子，不能不识抬举。
读书节的讲座，当然要谈读书，在山西省图书馆讲，就要结合山西省的实际，不能耍花枪。跟馆方商量的结果是，就叫《在山西，该怎样读书》，多实在。
大题目要从小处着手，写文章如此，作演讲也应当如此。我想从我最近一次的新疆之行说起。
上个月的二十至二十六，我去了趟新疆，不是去游玩，是参加一个家族的团聚活动。这是我第三次去新疆，头一次是文革中大串联，在西安拿不到去成都的车票，有去乌鲁木齐的，就去了。第二次是十几年前，带队去新疆采风，在北疆绕了一大圈。这次，可去可不去，想想，还是去了。是我母亲那个家族的团聚活动，寻亲的历程很感人，去了见到的场面也很感人。
大致说来是这样的，我的外曾祖父，家境不是多么好，年轻时死了妻子，留下一大一小两个儿子，便将大儿子留在岳家，带了小儿子去了新疆。打拼多年，和同乡数人，开办了一个叫“济宜生”的大药店，晚年回来不久就去世了。那个小儿子留在新疆，繁衍了三四代人。这个儿子的儿子，我该叫三舅的，临死前，叮嘱他的儿女，一定要寻找到他的故家，他也只是从他的父亲那儿得到一句话，说是在山西临晋县城南几里，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全村人都姓卫，就是他们的老家。
这个地方，听起来明白，找起来并不容易。地图上早就没有临晋县了。先是他的大女儿，在暨南大学当教授，专程来山西，倒是找见了临晋，也找见了南连村，问村里人，都说没有去了新疆的，只能是怏怏而归。过了一年，他的次子，夫妇两人开车到了山西，改变策略，直奔洪洞大槐树，那儿有姓氏宗谱，问了方知临晋县，就是现在的临猗县（解放后与东边的猗氏县合并）临晋镇。去了一打听，南边数里，果然有一个全是卫姓的村子。上次新疆的人来过，传了开来，慢慢也就弄清，只有我舅家有人去了新疆。这次去了，找见了我的两个表弟。经过两次寻找，我的这个三舅，总算是找见了自己的根。还专程回来一次，认祖归宗。老人家三年前去世了，新疆的风俗，三年后给故去的亲人立石碑。我这次去，就是参加三舅的三周年立碑祭奠。山西去了五家，陕西二舅那边，也去了五家。
到了墓地，看了周围坟前的石碑（未满三年的是木牌），方始明白，何以我的这位三舅多少年不急于找自己的故家，偏偏到了临死的前几年，才这样亟亟地找寻？原来，在新疆的汉族人家，死后坟前立着的，不管是木牌还是石碑，右首竖写的第一行字，都是原籍某省某县某村，甘肃最多，其次是四川、河南、陕西。也就是说，若是我的这位三舅不找见他的故家，死后坟前的碑上，只能写山西临晋县，那么他就是一个飘泊在边陲之地的孤魂野鬼了。这在老人想来，是很可怕，也是很尴尬的。
到了新疆，几天的交往，我发现，卫氏新疆的这一支，跟山西的一支一样，都有文学的才华。表弟景明在坟前宣读的祭文，四字一顿，一连几十句，极富文采。一时之间，我甚至疑心，我那点稀薄的文学才华，是不是得之母亲的遗传？临别的宴会上，让我说几句，我说，希望新疆、陕西、山西三地的卫氏族人，都爱读书，好学上进，成为一个有文化传承的家族。
这只是个引子。我的感慨，不是在新疆，而是在回太原的飞机上。
太原到新疆，现在可以直航了。去的时候，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只能看见云，看不见地面。回来老伴靠窗，我坐在旁边，探过身子就能看见地面了。天气很好，没什么云，下面的地貌，山岭河流，清清楚楚。飞机是东西航行，过了一道淡蓝色的河，我知道那是甘肃一带的黄河，又过了一道灰色的河，我知道那是山陕交界处的黄河。往下看吧，一坨一坨的山，一道一道的梁，缠绕在一起，叠压在一起，有的地方灰黄，有的地方焦黑，不见一点亮色。这就是山西的吕梁一带了。刚刚不见山岭，飞机就下降了，太原到了。
过后我跟老伴说，山西的地貌，若从北往南，顺着吕梁山飞，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
怎么形容呢？若在平地上走过，你还可以说是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左手一指是什么，右手一指是什么。可是在天上，你看到的，只能是一坨坨的山，一道道的梁，素面朝天，不带一点装扮。还是直说了吧，我当时的感觉，只有八个字：青面獠牙，狰狞恐怖。
今年过年，我是在海南过的，年前就去了，住了四十多天。一天，当地的一位年轻人，送我去机场接人，北方正是隆冬，而这儿，一路上山青水秀，绿草如茵。年轻人问我，韩老师，你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对北方和南方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我说，自然环境跟社会环境一样，好了是促人向上的，坏了是促人向下的。仓廪实而知礼节，青山绿水，也会让人心地向善。
过去，我们很少说到山西自然环境的恶劣。
现在，该正视这个问题了。
这回把脉号准了
正视之后该考虑的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我们该如何立身，又该如何立省。
立身的话题，搁在后面说，先说立省。这样的话题，不是我能说的，但是，我是七十岁的老省民，自认为还是有资格谈谈的。当过挂职的县委副书记，也算是老成谋国吧。
可能是小时候，念那些慷慨激昂的诗词多了，总觉得自己对许多事情，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不时会有上书言事的冲动。记得九几年吧，说是中央决定山西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我听了，深深以为不然，切切以为不可。这不明摆着要让山西只发展煤炭吗？山西是中国的一个行省，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煤炭局。煤炭储藏多，应当多出煤炭，只是将来环境污染了，地表塌陷了，谁来负这个责？有那么好些年，中央给山西派的领导，不管是书记，还是省长，都是煤炭部的。一时冲动，我便给山西省委写了一个条陈，说了我的理由。其中有几句偏激的话，说是，山西出煤炭，就定成个煤炭基地，河南出棉花，怎么就不定成个轻纺基地，山西煤炭多，就派个搞煤炭的人来当省长，四川农民工多，怎么就不派个农民工去当省长？
当然，这样的信，是没人理的。
那几年，山西省委，在许多事情上，可说是举措失当，遗患至今仍难消除，比如定“211”院校时，不定山西大学，而定了太原理工大学。这个事上，全国就数吉林做的最好。当时吉林省的领导，先把吉林大学定为211院校，再把长春城里城外，凡能沾上边的，全归了吉林大学。以致全国流传着一个笑话，去了长春，不知道吉林大学在长春呢，还是长春在吉林大学里头。好处明摆着，凡是这个吉林大学出来的学生，那怕你过去只是个专科学校，去外地找工作，一亮毕业证，“211”，谁也不敢小看。山西的学生，理工大的还好说，其他院校，可就惨了，不是“211”，免谈。我注意到，后来吉林大学这个校长，调到北京大学做了校长。大气派的人，才有大用处。要按山西人的思路，这个校长可是闯下了塌天大祸，该免职了。
那些年，山西是个什么状况呢？
农业，农业你搞不上去，工业，工业你搞不上去。中央对山西，似乎也失去了信心，派人上，多少有点开玩笑的意味。明明是荒山秃岭，草草都长不好，偏偏派了个叫茂林的来当书记。明明是个穷省，过去一直吃调配粮，偏偏又派了个叫富国的来当书记。没有把住山西的脉，也不想把住山西的脉。
这个意思，去年十月的书博会上，我在演讲时说了，文章就发表在当天出版的《中华读书报》上。后来我就去了北京看孙子。冬天回来，听人说，有人把我的演讲放在微信上，题目改为《山西安则国家安》，内文倒是一字未改。民间流传着一个新段子，说是韩石山说了，这回中央可是把山西的脉把住了，山西缺的不是资源，也不是资金，而是文化，于是中央给派了个叫儒林的来当省委书记。什么时候儒者成林了，山西的问题就解决了。这话，肯定不是我说的。我是老共产党员，怎么能说这样没有分寸的话呢。我是有点小聪明，只是还聪明不到这个份上。
虽说不是我说的，我觉得，这个意思还是蛮好的，是个聪明的脑袋想出来的。聪明，什么时候都是让人敬重的。
山西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是文化。
怎么办呢？
听中央的暗示，让儒者成林。
怎么才能儒者成林呢？
只有读书。
读书，重要的是愉悦
有人会说，脉把准了，那就干吧，发动全省人民，来一个读书运动。
别，别，我这里作揖了，千万别来这一套。这么做了，非把个读书毁了不可，到处不是书香，而是人人掩鼻而过的气味了。
为什么呢？一搞成运动，势必给读书赋予好多的意义，文化强省呀，读书为国呀，等等，多的去了。
实际上，读书是个最平常的事，不需要发动，只要稍加引导就行了。
怎么引导呢，就是实话实说。以我看，读书的好处，一是可以消磨时间，二是可以化解郁闷，三是可以砥砺志气。至于其他的，比如可以获得上司的赏识，可能获得美女的青睐，都是意外的收获，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是先存了这个念想才读书的。
读书，重要的是愉悦。过去，除了课本以外的书，都叫闲书。闲书就是闲了才看，也可以说是解闷的。当然，看那些威武雄壮的，也确能起人效法的念头，那就是砥砺志气了。不管是消磨时间，还是砥砺志气，都是一个愉悦的过程。一加上额外的意义，就变得苦涩了。
我这个人，从小就爱看闲书，爱背旧体诗词。年轻时心高气傲，爱背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人生稍不如意，又背“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还是辛弃疾的。现在老了，没什么豪气了，最爱背的，是杜牧的诗句，比如“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再比如“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是晚唐诗人，有种说法是，“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李白杜甫这些人的诗，读着没感觉了，读晚唐诗人的诗，多有会心。有个叫罗隐的，写过一首诗叫《赠妓云英》，什么时候读，想到自己一生的可怜，一股悲怆之感，由不得涌上心头。原诗是这样的：
钟陵醉别十馀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这样的诗，秋风起时读了，是会让人潸然泪下的。
读就读吧，为什么还要说引导呢。引导的作用，就是不要把读书引到邪路上去，以为只要爱读书，就能怎样怎样。不读书固然不好，太看重读书了，也不好。
前些日子，山西一家电视台要搞个张颔先生的纪录片，叫了几个专家研究该怎么拍，我写过《张颔传》，也给叫去了。会上，好几个人都说，张先生如何的爱读书，会读书，自学成才，终于成为一代名家。轮到我发言，我说，你们千万别过多强调张先生的自学成才，那是个特例，绝不是通例。说得多了，不定害了多少人。张先生高小毕业，都成了大学者，咱也不去上学了，在家里自学吧。这不是把孩子们害了？说到这里，我还举了个例子。说张先生有时，也太自负了，看不起上过学的人。我写《张颔传》，用的是访谈的形式，去了就跟他聊天，回来再整理成文。有次他跟我说，开什么会，局里给他派来个大学生当助手，他写了个报告，叫这个助手去抄，抄是抄了，送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说：张先生，你这个报告里，有些词语用法不妥当，比如前面用了“虽然”的，后面没有用“但是”，“虽然”和“但是”要连用。他当时没说什么，过后在古文献里，找了几个只用“虽然”，没有用“但是”的句子，把那个年轻人叫来，说古文里都这么用，难道古人也错了吗？那个年轻人只好道歉了事。
说完这个故事，张先生自负地说，我看大学生也扯求淡。
他说完了又要说别的，我摆摆手说，张先生，这话我能说，你不能说。张先生吃惊地看着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是上过大学的，我说这个话，有贬损我自己的意思，就能说。你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是考上没有去，怎么能这样说？大学生真都扯求淡了，国家还办大学做什么？
张先生笑笑没再说什么。实际上他举的那些只有“虽然”，没有“但是”的句子，在古文里，恰是用了“虽然”，也用了“但是”的，只是将“虽然”与“但是”连在一起用了。“虽”，相当于后世的“虽然”，“然”，就是后世的“但是”。那个大学生学的不精，让张先生给唬住了。
说这些，没有贬损张先生的意思，是想说，读书还是要一级一级地读下去，这才是读书的正途。科举时代，这样一级一级考过来的，叫正途出身。捐班的，不管你有多大本事，都不能说是正途出身。秀才没考上举人，举人没考上进士，都是人生的缺憾。
读书，是人性的校正
前面说了，山西是个贫瘠之地，缺的是文化，补救的办法，只有读书。
事实上，山西这个地方，不光贫瘠，还闭塞。过去常说，山西的地形，像一首歌里唱的，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呀么是吕梁。真要是这样，那倒好了，两边是山，中间一大片平原，有山跟没山是一样的。取一张山西的地形图看看，就知道不是这样，山西境内，实际上有三道山，从东往西数，头一道是太行山，第二道是太岳山，第三道才是吕梁山。有人说太岳山不长，不算，你看看，不长可也不短，从祁县的子洪口算起，到晋南的绛县，跟南边的中条山相连，将长治和晋城两个市隔在了一边。整个山西，可说是三道山夹着两道沟。这样的地方，怎么能不是既贫瘠又闭塞？
这样的环境，从人性上讲，易生贪鄙之心，易为逐利之事。
读书，是补救，也是校正。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说，什么样的水土，就会长出什么样的人。
我举两个人，最能见出山西人的品格。
一个是薄一波，阎锡山待他不薄，让他组建牺盟会和决死纵队，全权负责，1939年双十二事变，一下子拉走两三万人。你可以走，也可以拉走部队，但是应当对下面人说，愿意留的留，愿意跟我走的走。你是共产党员，阎也知道，不是不可以走，但也要做到有情有义，不能翻脸不认人，恩将仇报。
一个是傅作义，蒋介石待之不薄，华北危急时，二三十万大军交给你指挥，其中有蒋的嫡系部队。陈长捷是你的副总司令，奉了你的命令守天津。你要投降，该跟陈通个气，陈又不是个不明大义的人，不能你在北平跟共产党谈判，却让陈死守天津，天津一打下，没了出海口，北平的几十万大军全包了饺子。不是不可以投降，这份礼也太重了。陈长捷被俘后，关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傅作义陪着周恩来还是谁去监狱视察，要跟陈长捷搭话，陈理也不理。太不仗义嘛。
读书，主要的不是增长知识，而是提高品格。古人说，先器识而后文艺，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的论者，多说古代的状元里，没几个学问好的，但是古代的状元里，多死节之臣，他们就不说了。
山西的文化人里，近世以来，最让人敬重的是杨深秀。戊戌六君子，可说是中国改革的先驱，山西省能摊上一个，该是幸事。六个人里，就他和刘光第是进士出身。六个人里，数他年纪最大，比其他五人，差不多要大下十几岁。其他五人下狱后，他觉得都年轻有为，不应就此死去，向慈禧太后求情，又要求慈禧撤帘，还政于光绪帝，惹恼慈禧，一并绑赴菜市口处死的。
新文化运动以来，山西也有几个人物是值得称道的，举上两个，一个是李方桂，一个是李健吾。
李健吾，好多人都知道，我写的《李健吾传》，出版差不多有二十年了。1906年生，运城县西曲马村人，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两年，回国在暨南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留在孤岛坚守气节，不与敌伪合流。解放后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头衔很多，作家、翻译家、戏剧家，还是文学批评家。我的文学批评，学的就是他的路数。
李方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是昔阳县李家沟村人，1902年出生在广州，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到1928年三年内，连获学士、硕士、博士。曾赴美国印第安人地区调查方言。回国后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与赵元任齐名。和赵元任一样，都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的院士。1987年病逝。
李方桂出生于山西的一个文化名门，祖父和父亲都是进士。他的母亲是“庚子事变”有名的何乃莹的女儿，嫁给李的父亲时，与李父相差二十多岁，是李父的第三任太太。李方桂娶的是北洋名将徐树铮的女儿徐樱。昔阳过去属平定府，平定府是山西一个文化发达的府，属直隶府，出过许多文化名人。有李方桂这样杰出的学者，一点都不奇怪。
这两个，都是顶级人才。还有一个，按说与前两个，属同样的级别，但是时运不济，多少年一直默默无闻，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他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老教授阎宗临先生。
阎先生是山西五台县人，1904年生，年轻时在北京，跟鲁迅有过交往。1924年去法国留学，又去了瑞士，攻读中西文化交流史，获得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回国赴难，先后在广西大学等高校任教。解放后回到故乡，在山西大学教书。1978年去世。我在山大上学的时候，他是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入学典礼上给我们讲过话。他的儿子，是我的同学，前些年把他父亲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轰动了史学界。
从这几个人的经历，能看出一个规律，说出来怕要让人泄气，就是，优异的人才，必须走出山西，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李方桂是上一辈子就走出了山西。李健吾是八九岁上离开山西去了西安，又去了北京。以留学而论，阎先生留学的时间，比二李都长，在法国、瑞士一待就是十几年，获得瑞士国家文学博士的头街，够高的了。失误不在他回国参加抗战，而在解放后，又回到了山西，不在学术中心，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施展。他的外语好，研究的是世界史，可是当年的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学院），连外文资料都不订，你让他研究什么？他儿子后来给他整理出版的著作，全是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写成的。在山西大学二十几年，基本上没写什么。
山西的领导，或许会劝山西的学子学成之后，回到家乡，报效桑梓。我的看法是，有大本事的，还是要离开家乡，做大事业，成就大名声，一样是对家乡的回报，甚至是更大的回报。有我这样的二三流人才，在这儿应付着，就足够了。丢人也丢不到哪儿去。道理明摆着，当年李方桂、李健吾要是都回到了家乡，现在我们连两句硬气的话都不能说了。那才是真正的可怜。
举这几个例子，只是想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山西是出过有名的学者，一点也不比其他地方差。只是跟江南相比，人数少了些。
今天谈读书，不是要出几个杰出的人物，而是要营造一种读书的社会风气，形成一种读书的自觉。说白了，就是要做好基本农田建设，土地肥沃了，才能长出好苗子。
有人说，我现在只是个普通工人，已经三四十岁的，读书对我有什么用。话不能这么说。对你也许没有用处，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儿孙，说不定还是有用处的。对你两代三代没有用处，对四代五代以后的子孙后代，说不定还是有用处的。除非你发了毒誓，认定了你们这一门，世世代代都是烧瓦窑里背砖坯的材料。
今年春天，省城有七个书法家办了个展览，前言是我给写的《晋阳七子歌》，我在北京，没有赶上参观，回来他们给了我一本画册。上面有姚军先生的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他的一个感悟。文字是：
记得有一次，与围棋名家江铸久聊天，他说自己永远达不到李昌镐那样的水平，吾曰，毕其一生，穷研于此，何以不能。彼曰，李昌镐是站在巨人肩上开始的，他的老师是曹熏铉。杜甫的祖父是大文豪杜审言，故有千古宗师，可见文化的积累传承，是流淌在血夜里的东西，我朝于今，文脉偶断，传承难续，不见世有大师奈何。清人毛俟园有曰，书到今生读已迟。然而我们不能停止读书，为后人故也。
这话说的极为明白。家里有点书香，不一定是为了自己什么，只是为了将这一缕书香延续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升腾成大气象。就是终久无成，家里有一缕书香，总比有一股子铜臭味、一股子泔水味好闻吧。
这道理极浅易，谁都能说，说了谁都能懂。
文化，是讲传承的
这几年，山西在宣传上，有个失误，就是话说大了。一说就是“五千年文明看山西”，配套的还有，“二百年文明看上海，五百年文明看北京，两千年文明看陕西”，最后是“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我听了很不以为然，觉得只有疯子才敢这么胡说。
从广告法上说，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也是不允许的。明代的徐光启、董其昌，都是上海人，怎么上海的文明才二百年？北京有元大都遗址，怎么才五百年？有人会说，这是说开埠，说建都呀。也算，只是要怎么说，得一河水往过流，不能到了北京上海，就是开埠，就是建都，到了山西就是陶寺遗址。真要这么说，太原从没有建过都，现在该还是荒蛮之地？从开埠上说，我看太原也就六七十年。你看太原城里的地名吧，南北向的四条大街，从东往西数，建设路、五一路、解放路、新建路，哪像个古老的城市，不就是1949年才建市的吗？
我住在南华门，建设路在东，新建路在西，几十年了，我到现在还时不时的把建设路和新建路弄混，明明想的是新建路，一说就说成了建设路。有时候忍不住想，当初市政建设的主官，真的脑子进了水吗？不管是先后命名，还是同时命名，前一个定了，后一个就不能选个不易相混的名字吗？东边有了个建设路，西边新开一条路，那就叫新的建设路，简称新建路吧。给人的感觉，脑子里一点沟壑都没有。
还有山西的地名，也实在不像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地方。地改市了，许多地区所在地，都要改个名字。但是，起地名，也有起地名的规矩，不是你想怎么起就怎么起的。比如晋中地区，驻地是榆次，这是个很古老的地名，叫个榆次市多好，却叫了个晋中市。晋中是个地域的名字，怎么能叫成个城市的名字？是大了，只是苦了外地人，没有几个能弄清这个晋中市在什么地方。给人的感觉，太原也只是晋中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要是这样的起名成了规矩，太原就应当叫山西市，北京就应当改名叫中国市。
一个地方，有文化没有文化，在这些上头，能看出个七八成来。读书人最忌讳说大话，这么胡煽冒撩，不像是读书人做的事。外地人说起，我们只有害羞的份儿，连说请打住，请打住，给山西留点面子。
说句不客气的话，山西的没有文化，是刻在了脸上了，走到哪儿，人家都能认得出来。不怨人家说我们，是我们自己做下了。
仍接着前面的话头说。文化这个东西，不能一味的说古老，太古老了，就等于没有文化了。你说山西过去多文明，多有文化，人家来了，到处是荒山秃岭，沟壑纵横，一看就明白了，噢，这儿的文明，这儿的文化，早就风蚀殆尽，不见踪影了。人家不是来参观的，是来凭吊的。得出的结论是，要改革，要发展，要不就会成为山西那个样子。文明，文化，讲究的是传承，是日新月异，是一往无前。失去了这个精神，只能说是一种死去的文明，死去的文化。
我以为，往后山西在宣传上，要多宣传我们在三十年代，曾经是全国的模范省。清末民初，山西的教育，在全国也是领先的。近世以来，出过一批著名的军政人才，比如曾代表中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徐永昌将军。总之是，实话实说，不要虚张声势，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晋祠的圣母殿，是唐代建筑，就说是唐代建筑，唐代离现在多少年，就说多少年。云冈石窟是北魏开凿的，北魏离现在多少年，就说是多少年。别再说什么五千文明看山西了，我这么听话的人都不信，你怎么能叫人家信？
文化是讲传承的，多说说现在，比什么都好。这才是今天我的重点，具体地说，就是要介绍一个山西的文化家族，两个山西的文化人物
一个文化家族，两个文化人物
我要说的一个文化家族，是灵石县的何氏家族。
过去我光知道，中国著名的女物理学家何泽慧，就是钱三强的夫人，是山西灵石人，她的父亲是何澄，是民国时期一个有名的人物，不知道何家是怎一个家族。最近看了苏华写的《清代两渡何家》，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显赫的文化家族。
何家的祖上，是明朝正统年间，从河南淅川迁到山西灵石两渡的。经营有方，不久就成为当地的富户。这家人很重视文化教育，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何家就兴盛起来了。兴盛的第一人是十一世祖何思钧。他的哥哥何思温，在京师做官，乾隆三十年，他叫弟弟来北京，师从姚鼐读书。有良师指点，进步甚快，后来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参加《四库全书》的编纂。十年以后，本该擢拔任用之际，何思钧却致仕回家，教读儿子与侄儿读书。其时不过五十岁，正是大有作为的年纪，好多人都不理解，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很快就明白，这位何先生真是大智大慧。
就在他致仕的第三年，乾隆五十二年，他的两个儿子何元烺、何道生，参加丁未科会试，兄弟携手登第，成为同榜进士，一时传为美谈。
这两个人，入仕后，哥哥是有为的官员，弟弟也做官，同时又是饱学的名士，诗书画俱佳。
苏州洞庭东山的王家，是江南一个文化望族。祖上有个名士叫王芑孙，当年在北京很是困顿，何家兄弟，曾将一处宅院给王芑孙夫妇居住。此时两家都是十一世。到了清末宣统元年，两家均为十五世时，由清末最后一科的进士王季烈作伐，将他的四妹王季山许配给何家的何澄。正是这两个文化家族结为婚姻，才有了何泽慧姐妹兄弟数人。后来人们都知道，何澄当年曾买下苏州网师园，既与苏州王家结姻，买下网师园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说何家的事，是想说，在山西这个地方，想要普遍的文化程度的提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见识有财力的人家，凭着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打造一个文化家族，还是可能的。只有文化根基雄厚的家庭，才会出现优秀的子弟，光耀门楣，光耀乡里。有一副旧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的光耀门楣，没有别的路子，只有一代一代地读书读下去。
有人说光耀门楣又能怎么样？这么一问，那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我要说的两个文化人，一个是谢泳先生，一个是寓真先生。
我先前是写小说的，后来不写小说了，改为做学问，最早一起商量这个事的，就是谢泳先生。当时他是我们单位的一个普通编辑，但是已显出了做学问的能力。那是1993年的冬天，当时我们商定，第二年一开春，就一起去北京查资料。我查李健吾的，他查储安平的。后来几年，我在那儿吭哧吭哧编李健吾的年谱，写李健吾的传记，他三拳两脚，发表了几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已是颇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了。此后几年，文章是一篇一篇的发，书是一本一本的出。到了2007年，就调到厦门大学当教授去了。当时的学术界，将此事与蔡元培引进梁漱溟相比，可见影响之大。
对他的学术成就，这里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最近他的一项研究，就是考证阐释史学大家陈寅恪的旧体诗。陈的学问之大，尽人皆知，有“教授的教授”之誉。这个人还有个癖好，就是爱写诗，诗中意象有明朗的一面，也有晦涩的一面，两相交织，如同哑谜；最难以考释的是，有古典，也有今典，有明喻也有暗喻。考证陈诗的深层含义，几十年前海外学者已经做了，近几年国内学者也参加进来。像是一场智力游戏，更像是一场学力考试。能不能探个究竟，就看谁对近世以来，学术人事知之深，谁对掌故之学的兴趣浓，还要看谁的记忆力强，想象力丰富。一时之间，热闹非常。而在这场竞赛中，谢泳又显示了他爱搜集材料，爱殚思竭虑的本事，屡屡提出新的见解。有的不免穿凿，大都言之成理，发他人所未发。
不知别人是怎么看的，我的感觉是，谢泳又为山西学人争了光。一直以来，我总觉得，山西在商业人才上，科技人才上，跟发达省份相比，是没有优势的，在文学人才上，学问人才上，还是可以比一比的。因为这上头，全靠单兵作战，看个人的本事。真要豁出去了，谁比谁都强不了多少，也就有可能高出一筹。
再说寓真先生，这也是近年来，让我刮目相看的一个主儿。
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假清高，见了当官的，亲热不亲热，全看对方的态度，基本上是，你亲热，我就亲热，你不亲热，我就加倍的不当回事，说不定还要给你个小小的难堪。寓真先生过去是高官，对我还好，我也就尊敬有加。但是对他有多大的本事，还是有保留的。地位高，公务多，写写诗还说得过去，哪会有时间做学问。近来我的看法变了，发觉自己还是眼里没水，没有看出高官里也有学问上的高人。
寓真先生最让我佩服的是，退休前后，几年的时间里，接连出了两本传记著作，一本叫《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本叫《张伯驹身世钩沉》。前一本，一出版，就在文化界引起了震动。为什么呢，他在书中，根据历史档案披露，聂绀弩所以被关押，被判处重刑，全是他的一个老朋友告发的。这个老朋友，也是个文化名人，为了获取聂的材料，不惜自己掏钱，带上好酒，去北京的高档餐馆请客，引诱聂说反动的话，说不满当时形势的话，然后写成材料，向公安局报告。聂是黄埔二期的（林彪是第四期），资格老，牢骚多，爱写诗，爱骂人，有人报告，上头都知道，定罪也就分外的重。关押好多年，最后还是山西监狱方面，利用国家公布法令，给原国民党军政罪犯一律开释的机会，以国民党县团级罪犯的身份，将聂释放出狱。邓小平知道了，大笑，说：他哪是什么国民党人员。
有这么一本书，就可以确定一个人在学术上的地位。
最近我看到，寓真先生又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读印随笔》，写他多年搜求旧印章并解读的心得。一本是《诗文需有大境界——寓真著述评论集》，前面用我的一封信作了序。
多少年来，寓真一直写旧体诗，现在写诗的人很多，实在不好说什么，只能说写诗总比打麻将强。寓真的诗，还是有看头的。我一直认为，写诗的人，一定要有名句。寓真的诗，就有名句。记得有一首里说，“父死十年谤未止，擢官千员怨愈多”，多感慨，多沉痛，堪称名句。昨天是清明节，我收到寓真先生发来一首赠我的诗，是这样写的：
瑶函未答愧怀萦，不觉蹉跎柳色青。
唐帖玩观争座位，京腔听唱失街亭。
当初豪士皆红卫，莫道往来无白丁。
味尽世间尘与土，惟君文字胜兰馨。
我不会写诗，正好这天寄来的《文学自由谈》的封二上登了我的一首诗的墨迹，是多年前游蒲县柏山时写的，便照样写了一幅给他。同时用毛笔写了一封信，勉强算是唱和吧。我的诗是这样的：
蒲县柏山地狱，今日我来一游。
已与阎王相会，往后见鬼不愁。
有人会说，你们文化人啊，就是有个酸劲儿。我要说，这话你算是说对了。女人就要有个骚劲儿，文人就要有个酸劲儿。我写过一本自传，叫《装模作样》，说我几十年来怎样装成个文化人，多么幼稚，多少可笑。暗寓的意思是，都装到老了，能不是真的？
文化这个东西，你说有啥用处，以真金白银而论，那是一文不值。可是，它有比财富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品位。人嘛，还是要有点品位的，要不，那就真是衣冠禽兽了。
说一千道一万，不外是教人多读书。末后以一首诗赠之。是我写《张颔传》时，张先生说给我听的，后来在网上查了，是元代诗人陶宗仪写的，有感触，有情趣，真是一首好诗。是这样的：
典却青衫供早厨，老妻何为意踌躇。
瓶中有醋堪浇菜，囊中无钱莫买鱼。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缘多读数行书。
寒冬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希望各位以读书为重，深长思之，好自为之。
2016年4月5日写，10日上午9时到12时，在省图文源讲堂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