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创造文化，战争使人深刻。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都不应该战争的悲怆和警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使我们学会了反思，尤其是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为什么要顽强坚持，为什么能够顽强坚持，为什么能够成为中流砥柱作用？也有更多的人在思考，为什么共产党人的很多英雄壮举国民党人做不到？东北失守、华北沦陷、南京被屠城，为什么会这么悲惨？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行为，这些是不是中国文化所致？有人称之为“汉奸文化”。
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思考，我们需要文化自省。文化反省是最深刻的反思。
“汉奸”往往与内奸、奸贼、卖国贼、叛徒、败类、间谍、特工、谍报、细作、探子、暗探、卧底、线人、耳目、鼹鼠等词相关联。使用间谍、收买内奸、利用叛徒等手段通常成为对手国的惯用策略。中国古代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一书，专门辟有一章《用间篇》，其中概括了“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间谍计策，所谓“因间”是指利用敌国普通人做间谍，“内间”是指收买敌国的官吏做间谍，“反间”是指策反敌国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死间”是指我方故意散布虚假情报给对方间谍，使敌国上当后将自己间谍处死， “生间”是指派往敌国侦察后能活着回来报送情报。从中可以发现，收买内奸是计谋之一。而中国的“间谍”一词则出现得更早，据《左传·哀元年》载，“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意思是少康派间谍女艾到浇的身边，通过季杼诱惑了豷，终于灭了过、戈两个国家，最后恢复了夏王朝。因此，女艾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间谍。
而“汉奸”一词，则始于汉朝。第一个汉奸叫中行说，汉文帝时的一名宫廷太监，因被派遣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因而对汉王朝怀恨在心，投靠了匈奴，经常帮匈奴袭击汉朝，还发明了用动物尸体做细菌战对付汉军，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是大汉民族第一个奸贼，是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所以叫“汉奸”。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因骑墙现象而导致对本国、本民族不忠的行为。
间谍与汉奸有所不同，有主动与被动、主观与客观之分，但往往目标效果是相同或相似的。无论是普通人或者间谍特工一旦为本国立功，就是爱国英雄；一旦有人被敌人收买成为内奸，就是叛徒败类。这种价值判断标准古今中外都一样。
有人研究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许多民众争先恐后向侵略者提供食物。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满大街汉奸，有的人充当多国间谍。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仅1.9万人，而国民党东北军19万人；1932年3月，在日本人扶持下伪满洲国成立，末代皇帝溥仪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汉奸政权；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驻华北军队仅8400人，而国民党宋哲元军长的第29军有10万兵力！宋哲元身边有个参谋叫周思静，是被日军收买的汉奸，正是他向日本人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告知赵登禹的行动情况，导致日军在附近的天罗庄设下天罗地网，致使一代百战名将赵登禹、佟麟阁战死；1938年12月，国民党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逃到越南，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认贼作父，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人扶持下成为“国民政府”，成为汉奸；曾经追随汪精卫，并在汪伪政权担任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著名文人胡兰成，也一直恬不知耻地主张对日求和献媚，挟日自重，最后完全投向日本人怀抱，命终日本。令人不耻的现象还有很多，如，敌战区成立了不少半官半民的组织机构，竞相认贼作父，伪政权的高官聚会，比谁先投靠日本人来论资排辈分座次，连周佛海都感叹“中国人真没出息”，结果他自己也成了大汉奸。七七事变之后的8年间，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的中国人超过210多万，超过日军总数，成为全世界仅有的怪相。南京保卫战，一到晚上就实行宵禁，但一些汉奸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本人飞机轰炸国民党守军的弹药库；日本兵进城，许多汉奸帮着把换了便装躲在百姓中的士兵指认出来让日本人杀死。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我们不渲染它，但要客观、理性、公正地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汉奸现象？中国社会真的形成“汉奸文化”了吗？反思，是一种文化自觉。
有人把这些怪象归罪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先天不足，认为儒家思想是懦弱哲学，孔子主张的礼教思想束缚了人的精神，阉割了中国文化的刚性、血性、天性、雄性、个性，培养了中国人的奴性、惰性、犬性、劣性，是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惹的祸。现在互联网上、微信上这类观点很多。
对吗？我认为不对。我认为，孔子思想彰显的恰恰是刚健精神而不是懦弱文化。
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崇文宣武的风尚正浓，吟诵咏叹、弄枪舞剑者众，骚客遍地，武士满街。人人剑胆琴心，个个儒风侠骨，人人拳不离手，个个剑不离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言不合、拔刀相见，“个个都是蛮拼的”，强悍好斗、舍生取义成为时尚，涌现了悲壮高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慷慨长啸誓死不降汉的田横和他的五百士等许多著名的侠客、刺客、义士、壮士、死士。“杀身成仁”“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成为儒仕剑客们的人生信条和座佑铭。这种风气和文化也必然影响到孔子。
事实上的孔子也是豪情万丈之人，剑不离身、擅长射驭，短跑速度极快，追得上郊外的野兔，并非四体不勤之人。孔子周游列国14年，颠沛流离，屡遭厄运，即使在匡城被当作坏人围攻，他也镇定自若，一边高歌抚琴，一边高声咏叹：“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这就是成语“临危不惧”的由来。孔子一生不屈就权贵、不惧怕黑恶、不留恋尊优，有不可夺之志。回到鲁国受尊重但不被重用，孔子仍然不气馁，埋头整理上古经典，接连丧妻、丧子、痛失爱徒也不消沉，直到去世前七天还在高呼“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被尊称为“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的孔子在生命最后一刻的一声长叹，表达了壮志未酬的遗憾、斗志不泯的雄心、追求真理的精神、死不瞑目的抗争。这样的孔子是一个教人不担当、不作为，贪生怕死、不敢反抗命运的人吗？
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北宋大儒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了儒家们志在天下的担当精神；中国古代史上改造自然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天人相交的和谐精神、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都说明了儒家精神的刚健有力与奋发有为。这正是典型的中国性格，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文化血性！
四大古代文明史中，古罗马占领过古希腊，马其顿征服过古希腊，但古希腊用文化征服了整个西方世界，今天的西方世界都在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上寻找自己文明的泉眼，但古希腊文明不复存在。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先后被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占领，古巴比伦文明在战火硝烟中消逝。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帝国，先被波斯人、希腊—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等外族入侵，后被阿拉伯文化同化，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不复存在。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帝国，先是被穆斯林征服，信奉伊斯兰教，后来成为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锡克教、耆那教等多种宗教的聚居地，再后来又长期沦为英国殖民地，古印度文明逐渐淡出。这是古代三大文明的最终命运。唯有中华文明不曾失落，以坚韧刚健而传之久远，这正是儒家思想的力量与贡献。一个能够把悲歌当壮歌、把伤口描成花朵、把头颅排列成长城的民族，是一群没有血性的窝囊废吗？
中国古代朝代更替，往往是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进行的，但每一个朝代有自己的英雄。宋朝状元宰相文天祥，力主抗元，兵败被俘，服毒自杀未果，面对元将的劝降，他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以明志；元世祖忽必烈想用儒家思想来统治汉人，需要起用一个有威望、有能力的宋臣，于是派宋朝降将劝文天祥投靠元朝，被文天祥一一痛斥；忽必烈又请出已投降的“先皇”宋恭帝赵显来劝降，当文天祥看到8岁的“先皇”来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昔日互为君臣，今日同为囚徒，悲痛难忍，长哭不起，只说了四个字“圣驾请回”，依然不降。忽必烈还不死心，把文天祥关在狭窄的土牢里达3年多，牢里充满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等“七气”，窒息难闻，但文天祥作《正气歌》，以自己的一身“正气”压住这些邪气。死乞百赖的忽必烈甚至还想出一毒招，逼文天祥的女儿柳娘给父亲写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已经被贬做宫女，文天祥接信心如刀绞，“泪下哽咽哽咽”，但仍不失节。最后忽必烈亲自出场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但文天祥不为所动，说“我是南宋的宰相，国家没有了，我只求一死”。临刑时，文天祥问清哪是南方后，向南跪拜，引颈就刑。
我特别想说的是——他死后，人们从他的衣带里发现他写的绝笔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以看出，文天祥的英雄壮举，源自孔孟之道，体现了儒家思想中抗争不屈的精神，是典型铁血男儿！2000多年来，像这样饱受儒家思想教育浸染的英雄豪杰不计其数！
所以我说，个别现象不等于普遍现象，暂时现象不等于长久现象。从文化根子上看，中国历史上有“汉奸现象”，但没有形成“汉奸文化”，如果刻意甚至恶意渲染“汉奸文化”，则是一种新奴化、新殖民企图。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朝代、民族、国家都有意志不坚定者，这是人性的弱点。科索沃战争的结果，是把一个在二战期间勇猛顽强，令德国纳粹闻风丧胆的南斯拉夫一分为五、为六、为七了，当时满大街跑着“南奸”，是因为民众对他们的政府失去了信任，这是人类的共同缺陷和人民的迷惘。如果把奴性、惰性、犬性归罪于儒家思想，追究于孔子，则是偏颇之举、偏激之见。忍辱负重不是唾面自干，受胯下之辱不是甘受欺凌，卧薪尝胆不是自暴自弃。我们也不否认，中国文化现象中也存在人性共同的短板、人类共有的劣性，但以此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本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如果以此全面抹黑中国文化，则不是敌人就是汉奸！因此我想说的是，儒家文化恰恰是中华文化的一根筋骨、是中华民族的一根脊梁！入世有为、经天纬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凝成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品格，塑成中华民族的性格，像凛凛丰碑挺立在历史的浩荡长风中。
不光是儒家思想，中国的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思想中也有许多刚健勇猛的成分和强健自立的精神，即使是外来的佛教，本土化后也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与魔斗义、不怕牺牲的精神也融进了民族的血脉。 回到这个问题的开头——
整个抗战期间，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领58人，成建制地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近60万人，投降日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20多人，而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叛变投敌，也没有一个成建制的营、连当伪军。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军民团结抗敌，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感叹“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正像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被汉奸出卖而壮烈牺牲，他当时对这个汉奸说：“老乡，我们中国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一拷问，振聋发聩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觉悟、中华民族的血性！当然国民党军队中也涌现出不少有血性的抗日民族英雄，从他们的事迹和遗物遗言中，我们深受感动。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国共两党两军中的许多高级将领都受过孔孟之道子曰学的熏陶，上前线时兜里都揣着儒家经典名言，不少人互为同乡、同窗、同门、战友、朋友、兄弟，但共产党人的抗争精神显得更无畏、更勇敢、更彻底，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信仰不同、主义不同、道路不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是西服革履、礼帽大氅、马靴锃亮、戒指项链穿戴讲究的脸面人物，光鲜风纪的表象下充斥着蝇营狗苟，腰里揣的、兜里装的、包里塞的，不是金银细软就是宝藏玩物，很多军官、党员所代表的，不是利益的链条就是链条的利益。而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代表光着脚板的无产者，有不少革命家背叛了自己的有产阶级家庭，他们是为了普天下更多的大众，有着更加坚定的理想追求，更加坚定的必胜信念、更加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加彻底的牺牲精神，这是以“大道”伐“无道”、以“得道”胜“失道”。这就叫做中流砥柱！叫做钢筋铁骨！我的外公是一名国民党旧军人，空军少校，读过书，上过军校，追随过薛岳，是淮海战役的败兵，一直逃到广东被共产党军队照着名单抓回来，投进农场改造，后来被释放出来。我记得我还在读中学时，问过他一个问题：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说过一句话：共产党有信仰啊！你看，这就是一个与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的国民党军人，给打败了自己的对手一个高评！
所以说，只有理想信仰、政治理念的坚定，才有意志的顽强和精神的坚强；只有代表人民的政府、政权、政党爱国，才有全体民众的爱国。是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自强不息、刚健有力的传统精神，保持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刚性。这正是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回顾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的历史，我可以给出这样两个结论：
一是不要期望人民去为一个不值得的政府、政权、政党去卖命，更不要说去为一个家族政治、利益集团、军阀机构、贪腐王朝卖命了。
二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权；一个强大的政权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党。
清政府没有赢得民众，所以当外敌入侵时，虽然也有许多反抗壮举，可歌可泣，但这个朝廷无所担当、无力担当、不敢担当，人民无所适从，它也不值得人民拼命。看看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前途命运的思考，包括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改良派的戊戌变法等，但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它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而没有摆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一些先行者试图从西方国家经验中探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据统计，从1912—1928年，中华民国十易国家元首、组阁45个、总理更替59个，任期长的不足一年，短的仅仅一天，当时各种党派达800多个，仅梁启超一人就身任6个党派的领袖。各种模式、各种主张都出现过，但没有一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梳理一下就会发现，近代以来各张主张、主义竞相登台，各张政党纷纷亮相，总统内阁制、君主立宪制、复辟皇帝制、西方宪政制、五权分立制、多党竞选制都试验过，都不成功，都没有人民去追随。“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只有中国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一扛到底，取得了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遏制了国家的一盘散沙，民族的四分五裂，社会的分崩离析，实现自古以来就追求的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疆域一统、长治久安的梦想。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史和从陕北算起70年左右的执政史表明，没有强壮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强有力的人民政权，不会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一些人捧着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来寻找、夸大、渲染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中的某些缺陷，这是一种自卑、自虐、自戕行为。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承认和修补，一直是我们的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觉，振奋民族精神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中华民族的血脉里，从来就没有怕死的基因，更不会出现整体精神的溃散，否则中华民族就不会走向苦难、走向强大，走向伟大的复兴。包括儒家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坚强的人文精神，加上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意志，就是共产党人的不怕牺牲的原因！
不否认我们党也经历过曲折、遭受过挫折、走过弯路，也出现过蜕变分子，但相信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地自我纠偏、自我革新、自我疗伤，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健康地进入第二个100年，也必定能把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带向新的征程。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说到底是政治自信。没有政治自信，文化自信难以保证。
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位外国人的话结束本文。2014年10月，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62岁的格拉奇科夫先生到《党建》杂志做客。在此之前的2013年12月，他给中国同志写了的一封信，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年轻时追求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严格要求自己、为党拼命工作的经历，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等毁掉苏共、解散苏联的谴责，流露出对前苏联、苏共的无限怀念。他还随信寄来他保存多年的自己的党证扫描件，表示愿意将原件捐献给中国共产党的同志。我们邀请他座谈时，他由衷地对我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感的唯一核心”“如果今天解散了中国共产党，明天伟大中国也将不复存在。”邻家之悲，友党之哀，令我们深思。一句话：文化自信是政治自信的根本，政治自信是文化自信的保障。 （转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