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看到‘人无贬基’这个词，是说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总理在多个场合都说到过这个意思。”
3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主题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针对最后一个汇率问题做出了上述机智、趣味的回答。
在此次发布会，周小川第二次被问及汇率问题，针对去年下半年汇率波动较大，周小川给出以下原因：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销比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去年多得明显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业在外面收购的热情比较高；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之后出现了很多和一般人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因此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波动比较大。
“我们相信，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都取得成绩，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比较好，应该说汇率自动就有一个稳定的趋势。”周小川说。
除了汇率问题，发布会还就金融市场改革开放、货币政策、外汇储备等多个问题进行回答。
针对近期市场关注的央行正在牵头统一资产管理产品统一标准规制，周小川回应表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还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而且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还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
正常汇率波动是常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同时也要稳定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当中的地位。2016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变化，3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6.9125，触及7的边缘。
周小川解释，2016年下半年汇率波动比较大一些，有多种因素。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销比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去年多得明显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业在外面收购的热情比较高。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之后出现了很多和一般人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因此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波动比较大。
同时，周小川表示，我们相信，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都取得成绩，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比较好，应该说汇率自动就有一个稳定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有关政策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执行和监管方面要做得更精细一些。因此，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的人民币汇率应该比较稳定。
“当然，外汇市场历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市场，会随着整个全球经济，也随着中国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不断波动，谁也不能够非常准确预期2017年走下来还会有哪些不确定性，哪些事件会发生。因此，正常的汇率波动是一个常态，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周小川说。
针对网络上的“人无贬基”这个词，周小川笑着回应，我也看到“人无贬基”这个词，是说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总理在多个场合都说到过这个意思。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以来，唱空人民币的声音比较强。老实说有多种原因。
首先一个原因是看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人民币就会不稳。去年GDP6.7%的增长率，其实在全球看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速度。另外，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强调结构调整的阶段，只有更加强调结构调整，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保持持续健康。所以，在国际市场上，当然也传导到国内市场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所下降，导致对人民币汇率的怀疑，这个声音一度是有点过分的。这里面也包括外汇市场上实际做交易的机构，包括某些对冲基金等，他们在做空人民币上放了不少仓位，他们有仓位以后，不希望输钱，就说的特别多，希望能够带动大家，最后变成现实，这样他们也好赚钱，这种因素也有。
“当然，国际市场上、国内市场上有一些跟风，别人一说，他就心慌了，也跟着说人民币就要贬值了。我认为，这是阶段性的，过一个阶段就会看到，中国经济总体还是比较健康的，特别是去年经济增长已经走入了平稳阶段，而且第四季度中国经济还有所提升。”周小川说。
如何衡量人民币汇率，周小川认为，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健康不健康，如果经济健康，而且通货膨胀又比较低，货币就会比较坚挺。再者，也要看金融稳不稳定。如果金融出现大的不稳定，一般来说货币就出现贬值。金融如果比较稳定，信心就会进一步增强。因此，应该说进入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从目前来看，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应该说，市场预期有很大的调整，有很大的变化。
随着外汇储备从4万亿左右下降到3万亿，周小川表示，外汇储备没有必要搞那么多，另外，这里面也有部分大家认为是热钱的。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资本流动有一个分析。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货币宽松，特别是数量型的货币宽松计划，导致大量流动性，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以后，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就会流回去。不只是中国有一些外汇资金流出，也有一些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大的新兴市场基本都有流出，像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
针对外汇储备有所下降，周小川表示，可以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我们看看在资本流动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一些政策可能过去执行不严，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一些改进。另外一个方面，外汇储备下降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想要那么多，所以适当的有所下降，也没有什么不好。
易纲补充，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是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对国际社会都有好处。“我们卖出美元都收回了等价人民币，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打水漂了，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尊重了市场规律，就是说在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过程中，还是遵照市场规律的，人民币汇率还是保持弹性的。最后，人民币去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着制度性的话语权。
潘功胜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前几年，中国对外资产的主体，基本都是官方外汇储备形成的。这些年，看到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在慢慢增长。前几年，官方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大概占到70%、80%，到去年年底，官方的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和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一半对一半。对外资产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是一件好事情。
金融市场更加开放
随着花旗、彭博相继把中国债券纳入相关的指数，市场都在关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
周小川表示，债券市场从发展的早期开始，就秉着开放、公平竞争这样一种思路建立并发展。因此，债券市场始终都是有对外开放的内容，并不是哪一年有一些突出的举动。在有利的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迈进，人民币被纳入SDR篮子，这些都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提高对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兴趣，积极性也增加了。我们也相应推出了一些政策，但不是一些突出的政策，我们也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债券是否纳入某一个具体的债券指数，但是会稳步地在这个方向推进，在对外开放方面，会逐步再取得更明显的进展。
潘功胜补充，近年来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速度的确比较快，债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地完善，投资者也日益的多元。所以，在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在对支持中国实体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在稳步地推动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这种开放基本上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是境外机构到中国市场发行债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熊猫债”。到目前为止，国际开发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国际上的著名金融机构和企业，这样一些主体都有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债的实践，到去年年底，“熊猫债”发了600多亿人民币。其中，去年大家也看到世界银行在中国发行了以SDR计价的债券。
二是推动了境外机构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近几年以来，人民银行在放松、放宽市场准入，消除有关限制，丰富对冲工具、便利资金的跨境汇入汇出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去年以来，相关政策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亿元人民币，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额度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另外，3月1日彭博设立了两个新的指数，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到新的指数之中。花旗前几天也宣布，有三个指数准备把中国的债券市场纳入其中。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下一步，对人民银行来说，我们一定会完善相关制度的安排，比如法律、会计、审计、税收、评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为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提供一个更加便利和友好的制度环境。同时，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和境外投资者多一些沟通和交流，我想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着急，得一步步走，走得更加稳健一些。”潘功胜说。
住房贷款估计会适当放慢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年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周小川表示，如果经济中货币数量太大，像总理说的，我们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的话，实际上对经济还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资产价格泡沫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一些，会有利于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情况来说，我们预期M2增长12%左右，这是一个预期数字，并不是任务指标。另外，在社会融资和信贷方面也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这是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制定的。”周小川说。
在信贷结构上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去年，房地产信贷里面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子，同时，在一些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住房库存比较多，有助于降库存。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总体上来看，个人通过住房贷款购房以后，实际上资金就转到开发商。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会带动一系列产业供给，所以这个贷款不能简单看作是买房子，实际上会传递到相当大的产业链上。同时，这个产业链还带动与它相平行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家用电器等。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的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发展直接融资促进杠杆率降低
在杠杆率问题上，易纲表示，我国的杠杆率总体不是特别高。从结构看，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不是特别高，但是企业部门，就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全球比较看，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说的降杠杆有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在积累一定的风险。这些杠杆率、负债率的增加，积累的问题目前已经看到了。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就是总的杠杆率还是要把它稳住，或者让它每年增长少一些、慢一些，要稳住。
二是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还可以有一些优化。我们国家杠杆率和国际上比有点高，这和我国金融结构有关。因为我们国家储蓄率高，形成以银行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从银行借钱占的比例比较高。这样就造成了中国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个格局下怎么走出来？易纲分析，无疑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有更多的资本金进去，这是一条。如果资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来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加强了。
“资本金怎么进去？我们考虑在各个行业要严格资本约束。我们要宣传一个理念：一个企业、一个投资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这个投资和这个企业，首先要有自己的资本金来承担风险，然后你去借钱，不管是借贷款还是发债融资，使你的资本金和借来的钱有一个最优的配置和比例，这样就能够激发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同时，也能够激发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小心、认真地进行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在做决策之前，把风险控制好。这样一个思路，可以把整个杠杆率稳住，然后慢慢地实现有所下降。＂易纲说。
在杠杆率问题上，周小川补充，全社会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它的微观基础是，有很多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所以加总起来太高。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关系。首先，每个企业，特别是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们自身要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要考虑不能过多支持这类企业，包括易副行长刚才说的，要鼓励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债转股。
其次，跟产能过剩有关系。有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过去占用过多的信贷资源，因此，去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金融业要大力支持去产能。库存过多，本身就是占用流动资金，这是导致杠杆高的一个原因。去库存在微观上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同时，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和对客户的各项指标监测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进，这样就能发现哪些企业过去贷得太多，不应该贷那么多，融资结构需要改变。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步落实这项政策。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中期的，在短期内不会看得非常明显，因为存量非常大。
监管协调可提高到更有效层次
针对近期市场关注的央行正在牵头统一资产管理产品统一标准规制，周小川回应表示，我们两年多以前已经初步设置了一个协调机制，这个机制叫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最近研究了资产管理的问题，“一行三会一局”，也就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之间已经在许多比较大的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细化以后，作出一些初步规范。但是，这个规范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会把一些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一下。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还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而且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还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周小川说。 （转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