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方志、家谱，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承的三大支柱，也是验证洪 洞大槐树移民的重要依据。移民姓氏表明了一个人的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是了 解移民文化的重要切入口。沿着姓氏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梳理移民姓氏和移民 文化的社会功能，使我们从中认识到移民姓氏文化研究对弘扬洪洞大槐树文化、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移民后裔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研究移民姓氏文化的重大意义
文化是什么？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 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中国姓氏文化历经多个朝代不断传承变迁，至今姓氏数量就有一万多个，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姓氏文化。它可以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标记历史人口迁移、反映时代文化特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姓氏文化是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移民文化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种文化视角。
中国自古提倡的伦理道德、祖先崇拜和宗族制度等意识在古代社会的姓氏文化中得以充分体现。姓氏文化是标记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一座史碑。据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1230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多个县（市）。明朝大移民是洪武二年至永乐十五年，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这些移民像蒲公英一样后又不断转迁，在迁入地定居下来，繁衍后代、薪火相传，姓氏文化随之丰富和发展。
明中后期以来各地的移民后裔为了生计，又一次次一批批南迁，成为东南沿 海及“云、贵、川”等地的客家人，还有大批赴台或移居海外。台湾地区户籍调 查显示，调查资料中户数大于五百的100个姓，其中有63个姓的族谱资料显示其先祖来自河南山东。统计资料显示这63姓共计67万多户，占当时台湾总户数的89.9%。海峡两岸人民血脉相连，来往密切。在近十多年寻根文化兴起的浪潮中，台湾的移民后裔更是热情高涨，他们通过各种努力来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和思念。
移民姓氏文化是时代文化特征的一种反映
姓氏与移民文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因受到不同的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特征。姓氏在其产生之初是标志氏族或者社会血缘关系的识别符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承载了关于血缘图谱、家族演变以及时代沿革的大量信息。
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习俗，姓氏密集度反映着历史上人口迁移 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亲缘关系程度。但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姓氏与移 民文化受到不同的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不同社会时代的文化特征。姓氏 在其产生之初是标志氏族或者社会血缘关系的识别符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 承载了关于血缘图谱、家族演变以及时代沿革的大量信息。
明代洪洞大槐树移民延续五十年，是中国古代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历时最 长的官方移民，堪称“世界移民之最”。当时明朝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制定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定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据说，明初移民时百姓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官府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消息后纷纷从晋北、晋南、晋东南等不同方向赶往大槐树下。第三天，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突然，官兵包围了百姓，官员宣布：“大明皇帝救令，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始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只耳朵的移民。在明代移民方面，朱元璋采取了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移民条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但迁移到异地的百姓不忍分离手足之情，想尽各种办法，把同族近亲留在一起，当时最普遍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已原来的姓氏。
河南内黄二安镇小槐林村的“戴马同宗墓碑”记载，戴子龙、马子才系同胞 兄弟，祖籍山西洪洞县，于明洪武年间，迁来此地，为图团聚，兄改姓戴。死后，戴、马的子孙后裔为其筑并肩二墓，人称“戴马同宗墓”。同在内黄的一通井店镇南街“陈邵坟墓碑”记载，陈、邵两姓祖籍山西省洪洞县，明洪武迁民至井店，兄弟不忍分离，于是他们分属两姓，兄陈纲，弟邵芳，实属同胞。后裔子孙立陈邵坟墓碑，昭示后人陈邵乃为同祖同宗，切莫忘了同根之谊。同样还是在内黄县六村乡温邢固村，王、温两姓也是同宗。据《内黄县志》记载，王、温两姓的始祖原是夫妇二人，男姓王，女姓温，祖居山西洪洞枣林村，明永乐年间迁至内黄，生有二子，为图兄弟团圆，一子改姓母亲的温姓。在内黄县，还有二安镇的孙小砦村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孙氏移民，祖先姓孙，膝下双子，因恐双子分迁，无奈特命次子改为陈姓，以保居家团聚，骨肉不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二安镇一带孙、陈两姓还不许联姻。
另外，山东曹县长刘庄《魏刘氏合谱》则记述了魏、刘同宗的原委。据合谱载：“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同处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五百余岁依然相在。搁堂对联曰：‘两姓人众莫测辟木百枝实基本，刘魏物繁难量犹水万派总同源；一本散万殊两姓枚举言分考，万殊归一本刘魏大同观合宗。考昔洪洞同宗始，证今曹邑分姓传；两姓判初，先祖昭证有代远，刘魏肇基，子孙竟是脉传；功成于谱，刘魏先世垂裕德，名就于宗，两姓后昆永历传。”
河南省范县张庄乡有个叫朵庄的村子，1000多口人，全部姓朵，村子位于黄河西岸，和隔河相望的两个赵姓村子（赵营村和赵海村）共续一本族谱。据记载，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赵氏三兄弟被官兵追杀，赵一和赵二逃到河对岸，分别聚族而居，形成两个赵姓村子，而赵三留在河西岸，改姓朵，繁衍为今天的朵庄。
滑县四间房乡曹村穗姓，传说原是一位韩姓逃亡将士，明初移民途中因故被 官府追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藏身于麦田内。追兵搜寻到他的时候询问他是否 姓韩。这位姓韩的将士遂看见麦田的麦穗就称自己姓穗，方逃过厄运。此后就隐 姓埋名，穗姓也由此诞生。全村共有穗姓大概2000人。家谱大概从明清时期开始记录，属于极其罕见姓氏。
内黄县东庄镇菅庄村菅姓，在明初洪洞移民之时得罪官府，为避免满门遭诛 的厄运，举族迁逃，当追兵临近时，全族人等皆藏身在菅草丛之中，方得以逃生。 后族人皆改取“菅”为姓氏，称管氏。
山东省莘县张寨乡申庄村申姓，原本曰姓，明洪武初年，因家族不愿故土分 离而犯下灭族之罪，在被官兵追杀逃难途中，遇到正在东迁的邻村申氏家族，曰 姓长者情急生智，急令本家族人：“将曰改申，加入申姓队伍。”申姓长者也主动掩护，他厉声告诉追兵：“我们都是申姓家族，奉旨东迁，为何苦苦追赶？”追兵时无计可施，曰姓家族免去了灭门之祸，从此改为了申姓。
再如明姓一支则源于明朝，出自明朝灭亡后的汉族反满情节属于以历史事件 改姓为氏。大明王朝灭亡之后，有许多明朝遗老旧日臣、门阀豪绅、文人子女， 皆以故朝之称为姓氏，称明氏。但在清初满清政府的残酷控制和镇压下，许多姓氏家族皆将“明字拆开，再加上一些偏旁部首以混淆视听，因此在清朝初期大量 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姓氏今40多个，均带有“日”“月”的标志。而且，这些姓氏在后裔子女中或齿序交替使用、或排辈交替使用，合起来都是“明”字，为此， 被满清政府识破而杀头灭族的人多不可数。到了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后，全国爆发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以及在民国初期，许多这样的“偏姓家族”大多均改回为原姓氏，但也有少数人统其为明氏，世代相传至今。
至此可以知晓，分姓而居的真正原因，是明政府“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 的移民分派、安置方案，否则，移民决不会违背血缘情结而改变后代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事实上，即使同居一处的异姓同宗，为恐后代彼此不相认在分姓之时或若干代后，仍以一种信物为彼此标识。河南荣阳汜水镇《牛氏家谱》载：“永乐年间，牛姓始祖牛川奉命迁往河南时，因子女十八口不能同迁一处，料定一家人将来难以团聚，又恐日后子孙繁衍，互不识宗，在离开洪洞大槐树之际，遂商得一计，即将一口大锅砸为十八块，各自怀揣一块，留作信物，并约定，日后凡是遇上牛姓，即互相询问：“打锅不打锅，若回答打锅’，即为同宗；若回答‘不打锅’，即为旁支牛姓。这则趣谈，在今天偃师、温县、内黄等各县牛姓中仍广为流传。”
山东商河县韩庙村王氏被称为“杀驴王”。当年移民时，韩庙王氏的祖先有三兄弟，在依依不舍中把家中惟一的一头驴杀了相约把各自的后代都称为“杀驴王”，以免与其他宗族混淆。
山东曹县庄寨镇虎头王村王氏都是山西洪洞县移民后裔，至今已形成一万多人的大家族。据族谱记载，移民时祖先带着只小老虎来到这里落户，因此取名“虎头王”。
山东定陶县城西有个一千王村，明洪武年间王姓始祖王良公从山西洪洞县大 槐树移民至此，因其是猎户，枪法极好，人称“枪王”，后演变成“一千王”。
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思想更为多元，姓氏文化表现出了新时期新的 文化内涵。姓氏是个人作为家族成员的符号标记，是个人对于“我从哪里来”的 哲学思考的科学回答。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依法治国、 民主公正的理念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姓氏作为一种社会元素，是个人的家族归 属感和民族认同感的标志，姓氏不再承载“别贵贱”的文化内涵处处体现出现代 社会的平等意识和家族观念。 （洪洞大槐树 刘东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