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是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中，一组无主名的五言抒情诗。它与《三百篇》同为历代诗家所重。《三百篇》创造了中国抒情诗的基型，而《十九首》则开创了五言诗的历史，故刘勰称它是“五言之冠冕”，锺嵘称它“一字千金”，其在中国诗歌上影响之深远，也仅次于《三百篇》。从魏晋以降，如陆机、陶渊明、韦苏州等名家，每有《拟古诗》之作；而以“十九首”名题选诗者，亦复不少，如《文苑英华》中即有《中秋月十九首》《七夕十九首》《刘长卿十九首》《刘得仁十九首》《王维十九首》《宋之问十九首》《馆驿十九首》《征伐十九首》等目。十九首中的部分篇目，也曾被选入大、中学校的教材中。因此如何很好的阅读和理解这一组诗，便很重要，这里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第一背景还原。这是一组无作者、无时代说明的诗篇。它的内容大多是表现“思乡”或“闺思”的，如果不作背景还原，简单地把它归于“爱情”或“伤别”诗的范畴，诗中深厚的意味便会丧失。故前人每有推测，或推定某篇为傅毅作、某篇为枚乘作，或疑为建安中曹、王所制，或疑张衡、蔡邕作品杂于其中，或疑为文选楼中诸学士杂揉古诗句而成，但皆无确证。这里我们立说的基础是：这一组诗应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其中所表现的内容、主题、情调等，都是相通或相同的，它们是同一个背景下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再谈还原问题。
如何还原它们的背景？这要从作品中寻找信息。先看其“地”。诗中有地名标识的共四处，如《青青陵上柏》提到“游戏宛与洛”，而重点说的是“洛”，洛即东汉的都城洛阳。《驱车上东门》提到了“上东门”与“郭北墓”，“上东门”是洛阳东城三门之一，“郭北墓”指洛城北的北邙山公墓，这是东汉王公卿相的安葬之地。《凛凛岁云暮》中的“洛浦”，即洛水之滨，也在洛阳。《东城高且长》中的“东城”，从诗中的描写看，应当是指洛阳东城三门。这说明，这组诗产生的地理背景是东汉的京城洛阳。再看其“人”。诗中言“游子不顾返”，言“游子寒无衣”，言“荡子行不归”，言“客行虽云乐”，说明这是一个客居京城的群体。再看其“意”。从诗的情感表现看，一是功名欲望，如言“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立身苦不早”、“荣名以为宝”等；二是团圆渴望，如占比重最多的游子思乡或闺妇思夫诗。三是及时行乐，如言“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等。
如果把这些内容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其作者是一群为追求功名客居东都洛阳的落拓书生，其时代则是在东汉末，因此诗中看不到一点欢快之情，而充盈着的则是哀伤与相思，此即所谓的“亡国之音”。《风俗通义·佚文》云：“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櫑，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者。”乐事而奏哀乐，这正是时代人精神崩溃的反映！十九首中的哀伤基调与此种哀丧之音正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汉末宦官擅权，纲纪大乱，“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海内嗟毒，志士穷棲”（《后汉书·宦者列传》），大批会聚于京城以求仕进的书生，仕途却被塞绝，故而发出了无望的哀伤，用伤别的情怀，来表达圆满渴望破灭的悲伤。这便是十九首的背景。放到这个背景下，来理解诗中别离、相思、宴饮、乐游之类的内容，便会看到其背后蕴藏的一代士子的心灵颤动。
其次是探寻诗人的心灵世界。汉代是一个崇拜经典的时代。然而在汉末风雨飘摇之夜，落拓书生的情感与思想如同猛兽，冲破了经典价值观的束缚，在自由的天地里奔突、驰骋，用诗歌创造了内在生命的神话。以往人们多关注诗歌对生活的反映，实则用语言建构的生活世界之下所蕴藏的心灵世界，才是诗的重心所在。
在这里，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从传统的价值观的樊篱中冲出的生命，要求抛弃虚假的人生模式，追求世俗人生意义的呼喊。《青青河畔草》写高楼中独处的少妇嗅到春天气息的心灵动荡。“昔为倡家女”，表示了对于生命原初本质的认识。“今为荡子妇”，揭示的是一种虚假的人生模式。这正是落拓书生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是一种冲破传统道德观念，寻求真实人生的冲动。《今日良宴会》写一群“穷贱”书生的宴会。这里没有“立德、立功”的冠冕堂皇，而是赤裸裸地呼吁追求名利。《驱车上东门》写白杨、松柏装饰着的死亡之门，才是人生的唯一归宿。人不过是寄存于世间的的生命，只有到黄泉下才是其永恒的安顿。圣贤也无法逃避这条规律的支配。延长生命的长度只是空想，只有美酒华服，加强生命的密度，才是最实在的。
但这种对于生命世俗意义的积极追寻，却无法掩盖士子内心的剧烈痛苦。因而在这些诗篇中的最强音，是生命不能获得圆满的痛苦呻吟和理想幻灭的悲哀。如《涉江采芙蓉》，怀着美好的心愿和圆满的渴望，涉足于芳兰之地。然而面对漫漫的故乡之路，眼前却一片迷茫。在《孟冬寒气至》中，思妇在北风凄厉中，苦熬着一个个漫漫长夜，唯一能给其孤寂灵魂以安慰的是一封三年前的家书。《客从远方来》中，“相去万余里”的情人之间，只有半匹花绫安慰创伤的灵魂。《行行重行行》中，无终止的时间，无边际的空间，人们在辽阔的时空中艰难地旅行，看不到人生的尽头。由于希望破灭，和心理的痛苦，人们感受到了不能把握命运的悲哀。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秋的凄凉和冬的寒冷（如《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等）。
痛苦使人们感到了人生的无常，也将生命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如《去者日以疏》中，诗人感知今日之丘墓，是昨日之去者；今日之来者，明天也将走向墓地。这些诗作，表面上是消极的、颓废的，甚至是不健康的，而其深层却有对生命、对生存价值充分肯定的积极意义。它们以肆无忌惮的情感表现，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世界之门，揭开了中国诗歌新的一页。
其三观其艺术。《古诗十九首》不仅对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冲击，热情地讴歌了生命的意义。而且在艺术领域里，也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四言诗式，开辟了五言诗的时代。并且真情所致，随心所欲，浅语道来，自成奇文。读这些诗，不能像读唐宋以降的诗那样摘其佳句，论其工拙，那样便会觉得无一佳处，而是要感受它们平淡中的奇绝，因为它们是“浑然天成”的。且以《孟冬寒气至》为例来说明。诗写少妇在寒冷的冬夜，孤枕难眠。这样的长夜，她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仰望星空，看到无数次的“月满”“兔缺”（月缺），心理唯一思念的就是远离的丈夫。她日夜期待着丈夫的归来，但等来的只是客从“远方”带来的一封“书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远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这已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三年来再没有第二封书札。三年前的“书札”中就说是“远别离”，而今还是不见人影，不知归期。这种旷日持久的别离与孤寂，闺门弱妇何以忍受？然而她忍受了。前三年书札中“长相思”三字已给了她孤寂的灵魂以安慰。透过这三字，她看到了丈夫一颗永恒不变的爱之心。她舍不得让这封运载丈夫之心的书札须臾离身，将它珍藏在“怀袖”中，而且像保护心脏一样不让受它到半损伤。但自己“区区”之心，又如何传给丈夫呢？一种无尽的不可消解的愁苦油然而生，丈夫成了他心灵世界的全部。像如此浅白、自然、质朴、生动而蕴含又如此丰厚的诗，实非《诗》、《骚》、乐府所能比，也非人力所能为。即使大家拟之，也难免有效颦之讥。如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云：“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文士气十足，远无古诗之平淡自然。
不难看出，这些诗无一字奇，无一句奇，但却无诗不奇。决不可句摘。晋时王恭（字孝伯）曾摘其句而论其佳处，遭到了后人的讥笑。故清代学者张玉谷《论古诗》说：“众妙兼该十九章，津梁六代压三唐。怪他摘句论佳处，孝伯胸中欠主张。”这既是对《十九首》艺术的评价，也是对《十九首》历史地位的评价。
总之，《古诗十九首》以新的艺术形式与情感表现，完成了诗歌史上由“言志”到“言情”，由“叙事”到“抒情”，由民歌到文人创作的转变，开创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纪元。 （转自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