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10月16日至20日，法国著名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应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先生邀请，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并于10月19日晚做了题为《相遇中国文学》的演讲，演讲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持。本刊特约发表这次演讲的全文，以飨读者。
在谈让我印象深刻的中国作家之前，我想简单说说我与中国的首次邂逅。那是1967年我服兵役的时候——我在军队里接受了短期培训，有资格参加由戴高乐将军发起的民事合作项目。1966年起，我就在准备这个服务项目的相关申请材料。当时，法国在美国之前向新中国敞开外交之门，并招募老师到中国教法语。虽然那时我对中国知之甚少，但这个国度一下子就成了我选定的目的地。现在我依然记得出发参加该项目之前那几个月的情形。那年，尼斯的夏天很热，傍晚，天空一片橙黄，我觉得，这一定就是中国的天空的颜色。我把这当作好兆头。哎！可惜事与愿违。外交事务管理部门继承了所有行政部门的传统，拒绝了我的请求。我没去成中国，却被派往泰国。我自然是非常失望的，不过在曼谷我却有幸结交了一位中国籍学生，他带我了解了不少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文字，又带我看了京剧。我在曼谷看了几出经典剧目，以及一部不那么古典的《白毛女》，我还在法国文学刊物上就这部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吸引着我，当然是因为它不同于我自身的文化，很是新奇，但同时也因为它的象征性特质，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化大异其趣。我还爱中国音乐，爱它灵动的节奏，甚至是（对于一个不习惯的听众而言）不那么和谐的音色。我利用在泰国的一年时间学了中国汉字基础。总之，这成为我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条途径，虽不完美，却令人着迷，让我渴望了解更多。
随后几年，我又被派往世界另一端的墨西哥，我继续寻觅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首先是通过阅读和研究中国哲学典籍，比如孔子、孟子和《道德经》。我在尼斯有个朋友信奉道家学说，我便和他一起学习道家的有关文章，并就内容仔细探讨。那个时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风头正盛，不少法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纷纷为这场打倒中国经典文化典范的革命所倾倒。我得说自己并没有追随这股热潮，因为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觉得孔子与道家之说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后来，感谢艾田蒲教授的付出，让我读到了中国文学名著的法译本，特别是《红楼梦》（曹雪芹）和传奇小说《水浒传》。两者吸引我之处，恰恰在于它们迥然不同。一部描写的是一个理性的人在偏远州县面对政治动荡的命运与思考；另一部则把我领入世家大族的生活中去，体味他们的恩怨、角力与志趣——而且这本书从女性视角出发，不同于上一部的草莽英雄。但是这两种视角在我看来却有共通之处，它们都让我走进一种文化的内核，让我得以在心驰神往的文化中徜徉。能读到这些文学作品，我觉得曾经那场让我无比遗憾的未能成行的旅行也变得不再重要。无论如何，阅读都比乘飞机、坐船或坐火车更能助我探索中国思想。当然，那些书里说的不是当代中国。这块空白等到几年后我第一次读到老舍的作品才得以补全，那是保尔·巴迪的译作：法语版的短篇小说选，题为《北京人》。其中不少故事都对我是一种启迪。故事写的是京城里平民百姓的生活，颇有莫泊桑或斯坦贝克短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神韵，但其中弥漫着的伤怀之感却是老舍所独有的。我对《初雪》一文印象深刻，它写的是一个女人受婆婆虐待最终自杀的故事。老舍最有名的小说《骆驼祥子》法译版题为《人力车》（英文版题为Rickshaw Boy），读过之后，我确信，老舍无愧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之后不久，我受邀撰写同样由保尔·巴迪负责的老舍巨著《四世同堂》的法译版序。风趣幽默与深刻的心理刻画贯穿这部小说的每个段落。老舍被比作狄更斯，年轻时他曾旅居英国，对狄更斯进行过研究。诚然，这两位作家都倾向描绘民众的悲惨生活，也惯于刻画同样的社会典型，揭露富人的自私与权力的腐败。但老舍又在其中加入了一种天生的讽刺感，这全由他对胡同生活的细致观察而来。他笔下的小崔，还有那个脸蛋发红、身材圆胖、外号“大赤包”的丑妇，就像狄更斯笔下的斯克鲁奇，给读者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而老舍不同于欧洲作家之处，则在于他与记忆的关系。这位出身满族的作家心头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伤，与他对个人际遇的记忆以及他们一家在政治风潮中的境遇紧密相连。他和世界文学的几位代表作家（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一样怀抱忧愁，那是面对某个写作之时已不复存在的世界的忧愁。这种情感，我敢说，我也是了解的，因为我也属于一个正在消失的族群，法国裔毛里求斯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过骄傲，称雄一方。现在却被现代性的浪潮所吞没了。我对老舍的兴趣很快促成了我与他夫人的会面，作家老舍1966年去世（一般理解死因是自杀，但也可能是被红卫兵虐待至死，他们同时还毁掉了老舍的大部分藏书），丈夫死后，她艰难活了下来。去看老舍故居，一直走到发现他尸体的湖边，这让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我想起作家1966年答美国记者盖尔达（Gelder）问时所说的有关文革的最后一段话，不尽忧伤却又无比睿智：“我不能写这场斗争”，他说，“因为我不能像一个学生那样感受和思考……我们这些人，都是过去的人了，我们无法为我们现在是谁而请求宽恕。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说明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并鼓励青年人找到他们自己通向未来的道路”。
我觉得，这段临终之言混杂着绝望与希望，是那一代作家的共同特征。
我与中国文学的相遇还在继续，年复一年不断加深，特别是从我在南京大学开课起，这还得感谢我忠实的译者兼好友许钧先生。住在江苏的日子让我深受启发，因为我能直接接触到这片孕育了许多一流作家的土地，比如《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还有《大地》的作者赛珍珠——她是我在南京相隔八十年光阴的近邻。可最打动我的，莫过于去年和莫言先生一道去他儿时及至青年时期居住的地方高密。我看到了给莫言灵感写下《红高粱家族》的高粱地，还参观了高密县为他设立的文学馆。但这趟旅途中最动人的时刻，还是到高密乡村去看莫言出生的老屋。陋室还是三十年前莫言夫妇离开时的样子，这让我得以想见那个年代这家人经历的苦难，那时莫言往返于军队和老屋，在此写下了他的早期作品。小屋以土为地，窄窄的砖墙裸着，没有墙漆，它给人极度贫困的感觉，却同时让人感觉充满希望，因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才能看出夫妇二人如何凭意志创造出全新生活，激发出文学才情。莫言小说中的每一个字因此而变得更加真实、更加有力，因为无论《红高粱家族》还是《檀香刑》，都在这片景象中生根，都扎根于这座逼仄的老屋中。在这份中国文学清单的最后，我必须提提一位新生代小说家，毕飞宇先生，我们在南京有数面之缘，我很欣赏他的作品。从《三姐妹》（《玉米》、《玉秀》、《玉秧》）到《平原》，毕飞宇展现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并通过对苦难年代的讽刺，塑造出一个个活灵活现、自然逼真的人物，这与关于中国现实的种种成见大相径庭。我还喜欢听他讲童年经历，说他对写作的发现，他说那时自己非常痴迷文字，直把一个个汉字划在农村的田间地头——这让我也想起战后自己在法国感受过的写作的渴望，那时我只有一本用过的旧定量购货证和一段木匠用的铅笔头，而我正是用这截铅笔头在那本购货证的旧页上写下了最初的文字。
在演讲结束之前，我还得说说我在南京大学开课时发现和了解到的作者。其中最令我惊喜的，莫过于读到思想家墨子作品的英译片段。接触过道家与儒家思想后，我一度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大致脉络。可我发现墨子的思想极为深刻，并在人类智慧的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墨子比孔子、孟子更接近自然、接近人民，他讽喻朝政的文章《非乐》在现在依然有着惊人的现实意义。但墨子不仅是道德家，他还是发明家，他造出的暗箱（camera obscura）正是两千五百年后照相术与相机发明的基础。他注意到水中寺庙的倒影穿过小孔在暗室中成像，由此首次归纳出了光的折射原理。这项发现随后传到阿拉伯和希腊世界，并最终抵达欧洲意大利，催生出最伟大的写实主义名作，特别是莱昂纳多·达芬奇和卡纳莱托的作品——当今世界，用这一原理获取的图像随处可见，这真还要归功于墨子于公元前600年的首次发现。
今年，我想和南京大学的学生一起完成一本中国诗选的阅读，它将带领我们从汉朝最早的诗歌创作之一，相传为班婕妤所作、寄情于团扇的《怨歌行》出发，走过唐诗，阅读杜甫、李白和王维，最终触及当代诗歌。中国诗歌给予了我独一无二的感受，因为其思维与表达方式和法国诗歌截然不同。中国诗人，无论古今，大都工于起兴比喻、营造意境，而非铺陈与描写。看起来这更像是一场凭借想象展开的诗性冒险，每一首诗都任由读者进行不同解读。这一点上，中国文学极富创造性，可为世界人民所共享，然而翻译是艰难的，我也希望高校研究能够不断精进翻译之艺术。我对这场与诗歌的际会期待良多，因为诗歌在中国是最受青睐的文学表达样式，它超越时间与空间，让人得以在内心与中国之魂相遇。
谢谢大家。
勒克莱齐奥，2015年中国国庆节写于南京大学
［译、校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