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称，《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最终将确定4个全球城市（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和11个国家中心城市（天津、重庆、沈阳、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杭州、青岛、郑州、厦门）。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国家中心城市是部分省市代表热议的一个话题。
3月9日，李克强总理来到陕西代表团，与代表共同审议报告。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发言时提出，目前，国家明确了8个国家中心城市，没有一个位于占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的西北地区，建议国家将西安列入国家中心城市，带动引领西北的发展。
对此，李克强回应说，“陕西是过去西北局的所在地，大秦帝国也是从关中起来的。你们研究一下，可以考虑，如果衔接好，给国务院专门写报告，尽可能给予支持。把西安作为西北的龙头，扬起来。”
总理的这一表态，给了西安代表极大的鼓舞。据《西安晚报》披露，当天下午，国家发改委由副秘书长带队，17个司局的相关领导就来到陕西代表团召开对接会，现场收集建议清单，征求代表意见。
在对接会上，国家发改委回应说，西安已经具备条件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目前正在编制关中城市群规划，其中对西安的城市定位做了描述，批复后会把西安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
热议国家中心城市的，还有河南、湖北、四川、湖南等有城市入围或有望入围省市的代表。
“郑州是中国的中心，既是河南的省会，也是天地之中。”全国人大代表、着名作家二月河（凌解放）在发言中说，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可以对周边城市起到极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可以带动河南省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对全国乃至全世界发挥出更为强大的区位优势和吸引力。
据河南当地媒体调查，在50岁以下人群中，“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最关心的两会话题，超过了创业、互联网、社会保障等热词。
难产的城镇体系规划
国家中心城市的正式提出，最早是在2005年。当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受建设部（现住建部）委托，在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10年）》过程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不过当年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是城乡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空间规划平台。依据《城乡规划法》，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期组织编制该规划，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
在那轮编制过程中，中规院认为，应该在城镇体系的最高位置设立国家中心城市，让它们在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并在规划中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个大城市确定为首批国家中心城市。
但遗憾的是，这个规划2007年虽然由建设部上报给了国务院，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复。
2010年，住建部根据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又编制了新一轮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在那轮规划中，中规院又在国家中心城市的名单中增加了重庆。当年2月，住建部对外公布了规划的草案，但与上一轮《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一样，国务院也没有对其作出批复。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了落实这个规划，2015年，中规院再次启动了《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的编制工作。
中规院副院长李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解释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是国家对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顶层设计，主要是确定城镇化的目标和策略，带有宏观性、战略性，而《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则是在按照前者的总目标，具体落实城镇的空间布局。
去年，有媒体披露说，正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将要构建一个“十百千万”的城镇体系，即十个国家中心城市、一百个国家特色城市、一千个中小城市和一万个特色镇。
这一消息公开后，很多城市都表示要争取进入国家中心城市之列。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沈阳、南京、武汉、长沙、成都、郑州、杭州、西安、青岛、宁波、厦门等都加入了这场竞赛。
按照计划，《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应该于2016年完成并上报国务院审批。但至今，该规划仍未上报国务院。
2016年10月29日，中规院原院长李晓江在参加“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时曾对与会者表示，“当前我国在推动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各个部门的规划打架打得很厉害，我们的工作已经做了大半年了，还没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工作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记者注意到，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编制过程中，2016年4月、12月，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发改委上报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在这两份文件中，提出支持成都、武汉和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武汉、郑州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途径，和此前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并不一样。这五座城市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主要文件，是国务院对它们各自城市总体规划的直接批复。
依据《城乡规划法》规定，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城市，其总体规划必须上报国务院批复。其中，国务院确定的城市一般是指计划单列市、历史文化名城、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以及国务院认为重要的城市。
去年底，有消息称，《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最终将确定4个全球城市（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和11个国家中心城市（天津、重庆、沈阳、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杭州、青岛、郑州、厦门）。
“这只是众多备选方案中的一种，并不是最终方案。”一位接近规划编制的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规划的编制已基本完成，但由于各部委意见不统一，仍处于讨论阶段。
今年两会期间，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国家已陆续定位了多个国家中心城市，下一步还将继续推进，还会产生新的国家中心城市，但具体数量目前还没有确定。
“要带动周边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处于城镇体系的最高层级，也被称为塔尖城市。
按照中规院的设想，国家中心城市对外要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内则是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中枢，是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的枢纽，是科教、文化和创新中心，具备引领、辐射和集散功能。
中规院为什么要提出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概念？李晓江曾解释说，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城市的竞争，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非常发达的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的作用往往超出了区域和国土。
“比如纽约、伦敦、巴黎，它们在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球都有重要的影响力。”李晓江说，“中国是不是也要建设一批在国家和区域拥有强大的辐射带动能力的中心城市，能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由此提出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室主任贾若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一般而言，城市都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投入产出效率比较高的地方，区域性中心城市更是所在经济区内投入产出效率最高的地方。
“通过建设中心城市，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向重点区域集聚，从而实现此经济区内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贾若祥说，强化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还能促进生产要素在经济区内的顺畅流动，推动国家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
此外，规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也被认为是缓解大城市病的一剂良药。李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还有3亿人要进城，将来城市如何发展？如何布局？这些都需要有顶层设计。
2015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重庆出席一个论坛时曾表示，“十三五”期间，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10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由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产生了很强的虹吸效应，区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只有形成更多的经济增长极，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同时缓解一线大城市的压力。”刘治彦说，“国家提出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
在中规院的方案中，国家中心城市应该具备五大功能：综合服务功能、产业集群功能、物流枢纽功能、开放高地功能和人文凝聚功能。
从这些功能中不难看出，作为塔尖城市的国家中心城市，除了需要具备强劲的综合实力外，还应该能够起到引领、辐射作用。
“我们平时所讲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是从城市个体出发，以城市的收入水平、城市房价等重要指标为参照，讨论的是个体对城市的印象。”李晓江说：“但是我们讨论国家中心城市，强调的是它带动区域发展的能力，它在区域中的引领辐射作用、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
发挥对城市群的引领作用、促进城市群协同一体发展，被认为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意义。今年两会期间，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在谈到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时说，一句话概括就是“要带动周边发展”。
李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筛选国家中心城市？中规院有一套严格的评价指标体系，会对城市的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文化竞争力、进出口贸易、创新能力、交通条件、资本支配能力、国际化程度以及所在的城市群的地位，等等。
“一句话，不是一个单一的评价标准。”他举例说，有些城市人口规模很大，但地理位置不具中心性；有的地理条件很好，但经济实力不强；有的经济实力很强，但辐射带动作用不够……这些都不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在众多评价指标中，李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城市职能。他说，“国家中心城市要发挥的职能是在完成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起到支撑、服务、辐射、带动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已有8座城市被认可为国家中心城市，但这种“认可”还只是一种愿景。“国家希望它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起到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最后能不能成，还要靠它们自身的努力。”
经济实力是一道门槛
为了入选国家中心城市，相关城市可谓是用尽了浑身解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原市长张鸿铭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透露，去年他们得知国家正在规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消息后，就立刻跟有关部委联系、汇报，希望能入选。
2016年8月，浙江省发改委和省住建厅在联合印发的《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杭州要充分利用举办G20峰会和亚运会的契机，扩大全球影响力，全力打造国际化门户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争取创建国家级中心城市。
西安则把全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的战略核心，写进了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
把争取创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目标，写进市党代会报告的还有长沙、郑州、宁波等城市。厦门则在刚刚结束的市第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全力加快跨岛发展，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今年2月，山东省对外发布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30年）》。在规划中，山东也提出，山东半岛城市群全面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做优做强济南都市圈和青岛都市圈，支持济南、青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与这些城市相比，更早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是武汉。2013年，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武汉远景发展战略专题研讨会上坦言：“到2049年，武汉将成为中国中部中心，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实现大武汉的全面复兴。”
从那个时候开始，武汉就在方方面面对标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几座国务院明确赋予了全国性城市职能定位的城市。而在武汉的追赶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工业倍增计划，大力发展经济，提升武汉的经济实力。
2013年，工业倍增计划实施的第三年，武汉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00亿元，同比增长10％，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4，仅次于广州、深圳、成都，与成都的差距缩小至不到60亿元。
经济实力被认为是竞争国家中心城市的一道门槛。不难发现，参与竞争的这些城市，基本上都位于GDP排行榜的顶端。2017年，中国大陆有12个城市迈入了“万亿GDP”的行列。其中，除了苏州外，其他11个要么已经被赋予了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要么是入选的大热门。
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经济实力虽然不是入选的唯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如果你自身的经济都不行，怎么去带动辐射周边地区？”他举例说，有些城市区域条件很好，比如广西北海按理应该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但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
除了经济实力外，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是一些城市竞争的焦点。
在所有的竞争城市中，地处西北的西安经济实力相对较弱。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认为，限制西安做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城市规模。
“环顾我们周边的4个国家中心城市，重庆合并了原万县、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成都通过不断撤县设区，16年来城区版图扩张了近三倍；武汉原本就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郑州以前比我们小，但它是全国第一个开放农民工户口的省会城市。2015年，郑州人口达到近千万人，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列第6位。”张宝通认为，这些城市都比西安大，比西安强。有人口，有规模，吸引力就强，招商引资事半功倍。
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今年初，陕西省委决定将原本涵盖西安和咸阳两市区域的西咸新区，交由西安代管。此举意味着，西安在短期内一次性增加了上百万的人口规模，总面积也一举超过了1万平方公里。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在两会期间就这一话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说，西咸新区交由西安代管，不仅有效拓展了西安的发展空间，使西安真正拥有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大体量和大格局，也奠定了西安加速追赶超越发展的坚实基础。
有竞争，就有失败者。去年，国务院批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决定，让同样位于中部地区的长沙深感失落。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唐宇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此，一些同志出现悲观情绪，认为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泡汤了。
“对城镇体系的规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规院副院长李迅说，即便这次没有入选，也不代表将来没有机会。同时，他认为，每一个城市的禀赋、职能不一样，没必要都去争国家中心城市。合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与武汉、郑州、长沙一样，合肥也是位于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近几年，合肥经济发展迅猛，增速甚至超过了其他3个城市，但一直没有参与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
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合肥的城市定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而不是国家中心城市。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2月12日发布的《城市工作“五统筹”实施方案》也印证了宋国权的说法。在这份方案中，安徽提出“力争合肥、芜湖、蚌埠市纳入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争取黄山市纳入全国特色中心城市”。事实上放弃了这轮国家中心城市的争夺。
要“面子”，更要“里子”
在业内人士看来，各城市竞相争夺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实际上是一种政策竞争。
“一旦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那么这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发展优势和前景，就得到了国家最高层面的认可。”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认为，这种认可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品牌，也是一次城市营销的极大成功。
杭州市原市长张鸿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家中心城市是处于城镇体系的最高层级，肩负着国家使命，代表了国家形象。“如果能入选，对杭州提升国际化水平，建设世界名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此，武汉市市长万勇也表示认同。3月7日，他在湖北代表团开放活动上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问时回答说，国家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意味着武汉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地位在提升、影响在扩大”。
除了“面子”，更重要的是“里子”。
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了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标签”，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政策资源和投资倾斜，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入、交通中心、信息网络中心、文化事业等方面得到优先考虑。
“政策定位对于一个城市发展来说，意义至关重要。”陕西省规划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吕仁义认为，“如果荣膺国家中心城市，势必能带来很多建设项目，经济和交通建设都会大大提速。”
政策和建设机遇的红利作用有多大？吕仁义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深圳过去是个渔村，国家将其打造为特区，如今已经是全国一线城市；百年前的上海，不过是个县城，历史上的机遇造就它一跃成为国际都市；百年前的石家庄，地图上都找不到，后来通过持续建设和政策倾斜，现在是河北省会。
“如果我有某一个项目，肯定优先考虑国家中心城市。”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在今年两会小组讨论中发言说，“因为国家中心城市和一般的省会城市相比，同样的地段和物业，投资力度不一样，资产价值也不一样。”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可以将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将资金、人才、政策等各方面的资源不断地吸引到你这个地方来。”刘治彦说。
不过，在李晓江看来，国家中心城市不仅是一顶帽子，更是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带动区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应该从全球竞争、国家责任等视角认识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伴随着我国的世界地位提升和开放战略的提出，应有更多的城市进入全球城市体系，支撑国家战略。”他说。
李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要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提升产业分工的层次；同时还要设立各类对外开放的平台，比如自由贸易区，统筹建设国际交流区，提升中国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建立国际性的综合交通枢纽，提升中国的国际门户和枢纽地位等等，都需要国家中心城市带动。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比如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都离不开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为了让国家中心城市更好地承担国家战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建议，将来对国家中心城市进行政策干预。
今年初，他的团队在《北京城市规划》发表了一篇题为《基于国家战略视野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学术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尹稚认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整体战略布局和政策干预。干预的重点是促进国家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国际门户开放、科技创新驱动、文化软实力打造、环境品质提升、体制机制创新、中心城市与所在城市群的协同互动。
尹稚还列举了几种主要的干预手段，比如设立国家级重大政策改革区、投放国家级重大建设项目、扶持国家级重大战略资源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战略意图、战略路径和战略理念得到有效落实。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